这年10月9日，利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时机，毛泽东当着全体中共中央委员的面，作了《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严厉地说：

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大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

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促退，我也没有办法。

毛泽东又把这件事与反右派联系起来，说：

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但是，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

此言一出，谁还敢继续“促退”，谁还敢说“促进”是“冒进”？

毛泽东讲完话后，八届三中全会便闭幕了。人们陷入了沉思，而周恩来则陷入了苦闷———一种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深深苦闷。

毛泽东加大批评“反冒进”调子

八届三中全会后，反冒进的呼声在党内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市场，取而代之的是反“反冒进”。自会上通过仍然具有冒进色彩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农业四十条（修正草案）》后，高指标又重新摆到了人们的工作日程上。

进入1958年，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一度陷入被批评的境地，在一段时间里失去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1958年1月2日至4日，周恩来在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借谈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修改问题，毛泽东对周恩来等主张反冒进的人的批评，是直截了当的：“你们那个时候，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

随后，毛泽东在召集一系列更大范围的会议时，继续批评周恩来等人。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在广西南宁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华东、中南等地区九省二市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接到了会上分发的12份作为批评对象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反对冒进的，许多都与周恩来有关。

南宁会议第一天的晚上，毛泽东就单刀直入地说：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是没有把指头认清楚，10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

12日上午，毛泽东进一步从“政治问题”上来清算反冒进问题：

1955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搞到150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年夏季北戴河开会“反冒进”。人心总是不齐……

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50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政治局要研究为什么写反冒进的那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那是管我的，所以我不看……

毛泽东讲这番话时，周恩来不在场。周是13日飞抵南宁出席会议的，但毛泽东的话很快就传到了他的耳中。本已万事缠身神经高度紧张的周恩来，精神顿时更为紧张起来。

毛泽东没有因周恩来的到来而对他有所客气，毛并不想降低批评反冒进的调子。毛泽东指责：1956年的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