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月份起，周恩来开始动手压缩一些经济指标。

由于急于求成思想的惯性作用，国家计委当时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15年远景计划纲要（草案）》第三稿中各项指标仍居高不下。其中规定，到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13．4％；粮食产量每年递增7．4％（由于1953年到1955年粮食产量每年只增长3．9％，因此，在1956年到1967年的12年中每年必须递增8．2％）。

在这种形势下，国务院3月25日下达了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尽管压缩了，但仍未能真正把一些主要指标压下来，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物资的供需矛盾。

到4月上旬，经济建设上严重的紧张局面开始显现：财政紧张，钢材、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因过多动用国家物资储备，造成国民经济紧张……

周恩来明显感觉到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仍然是一个冒进的计划，据此规定的1956年、1957年和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速度的远景计划，自然也是冒进的。周恩来为此忧心忡忡。

4月份，周恩来多次召开国务院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研究经济建设指标问题。他认为，盲目追加建设投资，必然带来经济秩序的混乱。为了掌握生产第一线实情，他还亲自到鞍山、抚顺、天津等地视察钢铁工业的情况。

未能说服毛泽东

4月25日至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问题讲了话，进一步阐述了十种关系（即后来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毛泽东的讲话，引起周恩来极大的重视，他迅速在国务院系统作了传达，并深有体会地说：

我们要认识客观存在着的这些关系和矛盾，很好地处理这些关系，克服这些矛盾而前进。

不可思议的是，毛泽东在精辟地阐述十大关系的同时，又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再追加一笔大数额的基本建设投资的要求。与会者除个别人外都表示不同意这样做。

周恩来直言相劝，他说：

我召开国务院会议研究过，如果还要追加建设投资，经济秩序就要搞乱了，将会继续加重物资供应的紧张程度，增加城市人口，还会带来其他的一些困难。

会后，周恩来继续利用机会向毛泽东耐心说明不能再追加基本建设投资的理由。遗憾的是，毛泽东没有听进去。当时列席会议的胡乔木是这样回忆的：

4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1956年的基建预算20个亿，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尤以周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基建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主席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毛泽东走后，周恩来开始按照自己的思路，从实际出发反冒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