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以后，周恩来进一步抓紧领导制定1957年年度计划。但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最初也是一个冒进的坯子。原先各部门各地区向国家经委提出的基本建设投资额高达243亿元。根据国务院要求，经委把投资额压缩到150亿元时，各部门各地区坚决反对再往下压。周恩来知道后，曾对秘书范若愚说过：“这样搞计划不行，仍然是冒进的。我要准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一讲有关问题。”

为准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从1956年10月20日到11月9日，周恩来先后10次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在24日的会上，个别人对急躁冒进危害性认识不足，仍然主张下年度的指标可以订得高一些，周恩来不同意，当即指出：

冒、松、紧、分这四个字不能并提，主要是冒了。不但年度计划冒了，远景计划也冒了，而且把年度计划带起来了。因此，现在我们主要应该批“左”。

周恩来认为，主要经验教训应该是头脑发热，建设速度盲目加快。

八届二中全会开幕的前一天，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对三个星期来的讨论作总结发言。他提醒人们，中国的建设要汲取苏联的经验：苏联束紧腰带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现在还没有纠正过来，这是需要时间的……

周恩来接着论述：

我们要在人民需要的基础上建立重工业，重工业要为人民服务，同时也注意轻工业和农业，使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结合起来，否则就要吃亏。

11月10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开幕。当天，周恩来作了《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

周恩来在阐述今后的工作方针时，明确指出：经济工作在今年冒进之后，应该适当地放慢明年的速度，使失去平衡的比例关系经过合理的调整后较快地恢复过来，为今后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做准备。

“反冒进”骤然变成“促退委员会”

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的努力下，八届二中全会开成了一次全面贯彻八大经济建设方针的会议，从理论和实践上成功地实现了反冒进的目的。在八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促动下，1957年，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最大成效的一个年头，稳稳当当地为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收了一个好尾。

周恩来没太在意的是———毛泽东对反冒进一事的反感情绪在不断地酝酿、升级。毛泽东同意他们在某些计划数字上进行压缩，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在方针上反冒进。

会议15日闭幕，毛泽东作总结发言。他的态度越来越明朗了：“要保护干部同人民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我们曾经泼过冷水，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泼过冷水，不也是促退吗？那个时候我们有个促退委员会。后头我们说不应该泼冷水，就来了一个促进会。本来安排的是18年，一促进就很快，四十条上写的是1958年完成高级化，现在看样子是今冬明春。毛病不少，但是比那个促退会好一点，农民高兴……”

1957年秋天以后，毛泽东头脑中急于迅速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的主观意识强烈地呈现出来。要想加快建设速度，在全国迅速形成“大跃进”局面，就必须在全党统一思想。在毛泽东看来，前一段反冒进的思路是一个大的障碍。必须彻底解决反冒进的问题。因此，毛泽东早就搁置在心中的对周恩来等“促退委员会”人员反冒进思路的不满，开始大面积地释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