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原因是，陈伯达在毛泽东那边的事多、管的面宽，还要起草大文件、大文章，对“中央文革”的事往往顾不过来。

这样一来，陈伯达这个“中央文革”组长，实际上成了光杆司令，作为副组长的江青，反倒成了“中央文革”的实际“当家人”。

陈、江之间的疙瘩越结越大

面对这一现实，陈伯达心中有气，但也没有办法。江青他惹不起，康生他斗不过，组员他唤不灵，他只好忍耐。于是，他向江青退让了一步，干脆不管“中央文革”的日常工作了，而是让江青管事。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江青等人又主动向他发起进攻了。江青开始找陈伯达的“茬”。1966年10月，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实际上，陈伯达这个讲话的基调是“左”的，他批刘少奇、邓小平的调子是高的。问题在于：陈伯达在讲话中，根据周恩来的意见，说了几句江青、康生等人不爱听的话：一句话，是陈伯达提到了要抓革命、促生产；另一句话，是陈伯达说，工作组只是一种组织形式，运用适当是可以的、必要的；还有一句话，是陈伯达提出，要坚持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团结大多数。

而江青、康生等人则认为，现在正是要“大闹天宫”的时候，正是要“革命”的时候，你陈伯达提出要抓革命、促生产，明显是有意唱反调。工作组是刘、邓搞的，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陈伯达还说工作组只是形式，这不是和稀泥吗？现在要打倒一大批干部，陈伯达却说要团结大多数，简直是站在了刘、邓一边。

他们抓住陈伯达这三句话不放，让他必须检查清楚，陈伯达却不愿意检查。在双方僵持不下之时，还是毛泽东救了陈伯达的“驾”。毛泽东发话说：抓革命、促生产，是我让陈伯达加进讲话稿中去的；陈伯达说工作组只是一种组织形式并没有错；陈伯达说要团结大多数也是对的，是我的主张。

既然毛泽东这样说，江青等人也就只好罢手。陈伯达也长出了一口气。但是，江青与陈伯达之间结下的“疙瘩”却由此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