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革”成立以后，陈伯达在《人民日报》上接连发表社论或评论员文章：《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一篇篇火药味十足的社论、文章，起到了扰乱全国的作用。在中央政治局内部，陈伯达直接攻击刘少奇、邓小平；他到北京大学去“点火”，赶走工作组；他还到处讲演，俨然是当时的“革命派”代表，得到毛泽东的充分信任。

毛泽东还让陈伯达和他一起起草《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陈伯达还主管着全国的宣传、思想、舆论工作，可以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不仅中央下发的文件要由他确定要领后组织人去写，连中央领导人的公开讲话，包括林彪在大会上的讲话稿，也要由他审定。

最突出的是，1966年10月16日，毛泽东亲自决定，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由陈伯达代表中央作《无产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这个报告，首次提出了中国存在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概念。这时的陈伯达实在是风光了一阵子。

但野心很大的江青根本不会让陈伯达神气多久。她必须要控制“中央文革”，以实现自己成为实际的“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梦想，然后进一步执掌党的大权，为下一步实现其政治野心打基础。为达目的她是不择手段的。

而陈伯达多少有一点书生气，论权术，他是比不上江青的。他那浓重的闽南口音，也使他不善于口头表达。“中央文革”里，江青与张春桥一唱一和，开会决定什么问题，最后都是按他们的意见定。

更让陈伯达气恼的是由他一手提拔的三个亲信大将：王力、关锋、戚本禹，也见风使舵，开始向江青一边靠。原来陈伯达以为陶铸、康生当“中央文革”的顾问，是会帮自己说话的，至少可以在他和江青之间起调和作用。可是他没有想到，陶铸不久就被打倒了。他更没有想到，康生的城府比江青深得多。政治上老谋深算的康生，自然会站在有特殊地位的江青的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