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由于组长陈伯达工作分不开身，文件起草小组会议主要是由江青主持的。

据当时参加会议的人士回忆，那时，在上海的工作地点，江青显示出了异乎寻常的积极性。主持开会，一开就是十几个小时，除了吃饭和睡觉之外，参加会议的人几乎一整天都在小会议室里讨论、研究、写作。江青更是带头，她每天最早来到会议室，看文件比谁都多、都细致。因此，她发议论也多，指令别人看文件和写作的口气也严厉。江青主持起草文件，还有一手很“绝”：每起草完一稿，她立即让人抄清样，由张春桥派专人直送在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修改后将文件返回，江青立即组织起草小组再讨论、再修改。

这样几经反复，毛泽东对江青主持起草的文件表示满意。毛泽东认为文件起草小组的这些人都是他信得过的，因而干脆决定：就以参加中央文件起草小组的人为主，重新组成中央文革小组。

正副组长各拉帮派

1966年8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时，陈伯达不仅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且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列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之后，他由原来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接连跃升两级，一下子成为中共中央第五号首长。后来陶铸被打倒，陈伯达又成了中共中央第四号首长。而此时的江青也被确定为可以列席中央重要会议的人之一。

1966年下发的“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销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之下。毛泽东又指定由陈伯达担任这个小组的组长，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指定由陈伯达“组阁”，将“中央文革”的办公地点设在钓鱼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