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当然，大多数解囊相助者并不存满汉成见，此处不过是想说明惠兴事迹更容易在北京引起感动的社会基因。并非无人意识到其间的民族隔阂，只是北方的舆论界更愿意将助款兴学作为调和矛盾的手段加以提倡。
本文摘编自《现代中国》第一辑 《晚清女学中的满汉矛盾——惠兴自杀事件解》 作者：夏晓红 出版：湖北教育出版社
1905年岁暮，中国有位女志士在国内自杀，事件震动全国，余波经久不息。满族女性惠兴因办女学款绌，12月21日于杭州家中服毒，遗书当道请拨常年经费。表面看来，她是为教育问题殉身，实则内中大有深意。
细读惠兴留与学生的遗书，对其间含蓄的话外音便可心领神会：
众学生鉴：愚为首创之人，并非容易。自知力薄无能，初意在鼓动能事之人，如三太太，凤老太太，柏、哲二位少奶奶，以热心创此义务。谁知这几位，都厌我好事。唉！我并非好事，实现在时势，正是变法改良的时候。你们看汉人创兴学务，再过几年，就与此时不同了。你们不相信，自己想想，五六年前是怎样，这两年是怎样啊！我今以死，替你们求领常年经费，使你们常常在一处上学。……你们不必哭我，只要听我一言，以后好好事奉先生，听先生教训，总有益于身的。与外人争气，不要与同部人争意气，被外人笑话。话长心苦，不尽所言。十一月二十三。
惠兴也领悟到“变法改良”为时代潮流，满族如不思变革，绝无前途。这一民族焦虑在与“汉人创兴学务”，知识日开、民气日涨的对比中，更加强化。“再过几年，就与此时不同了”的隐语，也是意有所指。
耐人寻味的是，惠兴死后，南北学界、报界反应之不同。《申报》虽在惠兴自杀后九天即作了迅速报导，且颇翔实，接下来却是一片沉寂。将近三个月后，该报终于出现了一则来自京师的短讯，叙述北京各界对惠兴之死的反响，可又将其名错成“蕙馨”。
同在上海的《东方杂志》也沿袭了这一错误，关于惠兴自杀的专稿竟以〈惠馨女士殉学记〉名篇，而其时距惠兴去世已历半年。此一报一刊本踞江南新闻界首座，偏偏在有关惠兴寥若晨星的文稿中，连基本事实尚有出入，由此亦可见南方士绅、教育界对其死事的冷漠程度。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满清政权的统治中心北京及其周边地区。惠兴殁后，得知消息的《北京女报》主人张筠芗很快即在陶然亭为之开会追悼12；紧接着，2月2日，在北京淑范女学校又举行了盛大而隆重的追悼大会，参加者达四五百人。按照《顺天时报》记者的说法：“统计先后到会的，除本女学校学生，和各女学堂学生，并众女宾外，所有各男学堂学生，及学堂教员，报社记者，一切维新志士，凡知道这开会事的，九门内外，无论东城西城南城北城，不分远近，都一律亲身到场。”13因此，这次集会也可以说是北京新学界的一次大聚会。
惠兴的生平事迹也很快成为各报关注的热点。《顺天时报》1906年2月8日刊出了该报白话记者杨廷书（志伊）演述的〈补记杭州贞文女学校校长惠兴女杰历史〉，推许惠兴为“中国六千年来女界第一伟人”。《大公报》则先于3月14日发表了浙江武备学堂总办三多的〈记惠兴女杰为学殉身事〉，7月19日又载录了满族着名文人、内阁中书金梁的〈拟请代奏为惠兴女士请旌摺稿〉。作传者无一例外，均将最高的赞美词献给了惠兴。而经过京、津各报白话、古文乃至骈体文的反覆宣说，惠兴的义烈行事遂在北方广为人知。
不只是报界与学界闻风而动，为感动大众，捐款助学，戏曲界实际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1906年3月13日的《大公报》已预告：“都下鞠部代表因浙杭惠兴女士之问题，大动感情，禀请官府，定于三月初五、初八、十二计三日内，在湖广会馆演戏，所收戏价，悉数汇寄杭州贞文女学校，以资经费。”记者不禁赞叹伶人“热心学界，一至于此，庶可为士大夫之向导乎”14。其中，北京玉成班班主、京戏名演员田际云（艺名“想九霄”）表现尤为出色。他不仅与《北京女报》实际主持人、主笔张毓书（展云）共同发起创办了“妇女匡学会”，而且将惠兴事迹直接搬上了舞台。上述三天的演出活动，便是妇女匡学会的第一次正式亮相。1906年4月1日、2日，由其担任主角的《惠兴女士传》也首次在福寿堂开演，每次先有演说员对众演说。以后，此戏又移至广德楼上演。5月26日开戏之前，也安排了三位志士讲演，内中张展云演说的题目即是“惠兴女士全传”。
这种演戏加演说的方式，因鼓动性强，在当年颇能产生感发观众的效力。5月27日的戏园中便出现了“忽闻哭声起于南楼之下”，且“大号不止，警兵闻知，即前去劝解，方始停哭”的一幕。而“细询原由，实因观剧触发感情之故”。于是有人评论说：“北京戏园二百余年，此乃感动之第一声也。”16由于受到欢迎，反响强烈，天津天仙茶园老板赵广顺也专程赴京，“特约田际云将所有演《惠兴女士》原戏角色至津演唱”，“并请学界诸公入座观剧”。该戏8月28至29日在天津连演两天，亦大获成功。
为配合此戏在广德楼的上演，1906年5月27日，《顺天时报》又专门发表〈请再看重演《惠兴女士传》文明新戏〉的文章，为之大造声势。此后，远在沈阳的《盛京时报》刊文提倡戏曲改良，也以田际云编演的新剧为典范18：所有戏班班主，须延聘通人，择古今事迹之有益人心、足开民智者，编为新词，如北京《惠兴女士》之类。藉行乐以教化愚蒙，用补学堂之缺陷，于世道人心，当不无裨益也。
在舆论界的一致叫好声中，田际云也再接再励，趁惠兴的后任贵林来京之际，于1907年5月8日再次在广德楼搬演全本《惠兴女士传》。演出完毕，贵林发表演讲，主要是汇报该校现在的经办情况，并衷心感谢北京各界的大力提倡与热心资助。从其列举的数字可清楚看到，妇女匡学会的捐款实为其中的最大项，总计纹银2，500余两，折合现洋为3，600余元。如果再加上北京《中华报》主笔杭慎修（辛斋）等人代收的905元及金梁（锡侯）代收的小笔捐款，来自北京的捐助已远远超过了该校去年在当地得到的公私款项总和1，700余元19。因此，也可以说，北京的资助是该校得以生存下去的坚实保障，而田际云毫无疑问当列首功。
这里，应该引用《大公报》记者的一段话了。在追溯惠兴之死的意义与表彰北京伶界的仗义时，作者连续使用了几个“呜呼”，以表达心中郁积的感慨。与北京伶人“悯女杰之殉身，慨学界之寡助，大动感情，担任义务”相比，留给江南的感言则是：“呜呼！江浙为财赋之区，以区区之女学，竟不能成立，致令惠兴女杰愤懑忧伤，牺牲性命，以身殉学，以冀人之一悟，闻之兴起。”由此而逼出如下的责难：“岂其长江流域之士夫，不若大河流域之俳优欤？”问题提得很有意思，回答却不见得精彩。将江南绅学对惠兴的普遍冷淡归因为“乡间之子，见闻之孤陋，意识之狭隘”，无论如何总说不过去，杭州其他几所民办女校的健在便是证明。或许是英敛之的满族背景，使他不愿正视其间深藏的满汉矛盾。
不过，惠兴死事在北地与南方形成的巨大反差，倒确实表明清兵入关后征服江南的残酷杀伐，在汉人心里留下的阴影始终未能消除，于是，江南自然地成为晚清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根据地。而以吴三桂为引导的清军，则是以为明朝复仇、剿灭李自成大顺军的形式和平地进入北京，这也使得满汉矛盾在北方相对和缓。由地域差别所显示的民族歧见，在刊于《苏报》的如下一段话中表现得十分清楚：
中国者，世界上之黑暗区也；北京者，黑暗区中之黑暗地狱也。……举全国之汉人，皆为满洲游牧之奴隶，而直隶人尤为满洲游牧之直接奴隶。北京为满洲游牧之巢穴，则北京汉人之奴隶性更可察矣。
假如剔除其间的贬斥意味，贞文女学校在北京获得的同情，确实隐含着此一民族背景。
目前所知两笔数额最大的私人捐款，即均出自旗人。时任盛京将军的赵尔巽属汉军正蓝旗，其夫人向妇女匡学会认捐二百两22。出资最多的则推满洲贵族妇女慧仙。慧仙母家姓额者特氏，她与丈夫承厚原有共同开办学堂之志，偏偏承厚于1905年冬病故。“额者特氏，深痛无人帮助兴学，哀恸的了不得。恰巧又听得，杭州惠兴女杰，因为创办女学，款项不足，情急自殉，作为尸谏。额者特氏得了这个信息，愈加触动感情，哀感病发，日重一日。自知病势难愈，便向家中人，留下遗言，把所有家产，统通变卖，作为各学堂的经费。”其中便有“捐助杭州惠兴女杰创办贞文女学堂银五百两”23。就此一段叙述，也透出“物伤其类”的意味。
当然，大多数解囊相助者并不存满汉成见，此处不过是想说明惠兴事迹更容易在北京引起感动的社会基因。并非无人意识到其间的民族隔阂，只是北方的舆论界更愿意将助款兴学作为调和矛盾的手段加以提倡。《顺天时报》于淑范女学校追悼会后，2月9日又刊载了〈申论学界报界开会追悼惠兴女杰为调和满汉界限助动力〉的专论，文章首先肯定：“现今中国社会第一大问题，是满汉分界。”而作者“所最愿赞成、最表同情的原旨是可以调和满汉的界限，可以融化满汉的成见，可以销除满汉的障碍，可以互结满汉的团体”。在他看来，为惠兴女士开追悼会，便可以发生这样的大功用：
知有惠兴女杰，不知有满汉；争拜惠兴女杰，不暇分满汉；追悼惠兴女杰为兴学死，便蓬蓬勃勃发起合群的思想；追悼惠兴女杰为爱国死，便炎炎烈烈发起保种的热诚。意在合群，满汉是大群，还分甚么满和汉呀？意在保种，满汉是同种，还分甚么满和汉呀？群越大，势越厚，志士且要合东亚大群，还分甚么满和汉呀？种越强，力越厚，志士且要保全亚同种，还分甚么满和汉呀？所以这样说来，学界报界开会追悼惠兴女杰，实在是调和满汉界限的大助动力。
不能说作者以纪念惠兴为满汉关系润滑油的希望完全落空，但其效力毕竟有限。
![十位百岁老人谈中国百年[纪录片]](http://res.news.ifeng.com/1531f565106d194d/2011/0930/rdn_4e85d023224d2.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