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_《穿越报》1905年专刊_历史频道

本报讯记者单于报道1904年1月，张之洞、张百熙及荣庆上折指出：由于科举未停，导致新学堂的设立受到阻碍；而新学堂未能普遍设立，又使得科举不能立刻停止。因此，朝廷应该确立一个过渡期，使科举和学堂教育归于一途。奏折上去后，得到了清廷的认可。科举便开始逐渐减少录取名额而转向学堂选拔人才了。
　　1905年在日俄战争的重大刺激下，国人要求立即废除科举的呼声大为高涨。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会同张之洞、周馥、岑春煊、赵尔巽、与端方等地方督抚大员一起上奏朝廷，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慈禧接受了立刻停止科举的意见。清廷随后发布谕旨，宣布从光绪三十二年（1905年）开始，停止各级科举考试。
　　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中外媒体一致夸奖，清廷奉上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就这样突然结束了。
　　诏令既出，举国上下，有喜有忧。五天以后，上海维新派《时报》发文，盛赞“革千年沉痼之积弊，新四海臣民之视听，驱天下人士使各奋其精神才力，咸出于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而兴中国者，其在斯乎”。

辛亥革命就是读书人包括士绅叛离和反对清王朝的一场政治运动。其中一部分人是真心向往民主共和，起了先锋和桥梁作用。但不可否认，也有不少人是为了参加革命后能在新政府里做官，获得权力。所以民国成立后，士绅和读书人都争相当官去了。

科举制度有很多弊病，但毕竟是广大士子读书做官的主要途径。捐官也可以入仕，但不是正途，为士子所不齿。废科举等于绝了士子向上发展的路，这样他们就没有奔头了，只得找新的出路。而从新式学堂出来的学生也要找出路，读书能干什么？
　　读书可以经商，更重要读书可以做官。1905年以后，做官的路绝了。辛亥革命某种意义上就是知识分子找出路的一场运动，包括个人出路、国家出路两个相辅相成的方向。士绅和近代知识分子是当时社会群体中最有影响、最有活力的群体。他们的向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统治秩序的安危。
　　可以说，辛亥革命就是知识分子包括士绅叛离和反对清王朝的一场政治运动。其中一部分人是真心向往民主共和，起了先锋和桥梁作用。但不可否认，也有不少人是为了参加革命后能在新政府里做官，获得权力。所以民国成立后，士绅也好，新式知识分子也好，都争相当官去了。由此引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知识分子在科举时代，通过科考而入仕做官，成为君下面的臣。而到了辛亥革命之后就变成各级政府的官。
　　民国以后，国民党大佬胡汉民在一次聚会中说了一句话非常具有代表意义——
　　“如果科举不废，谁还来革命！”

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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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留学生的途径来看，既有官费公派生，又有私费生；公派生又有清廷出资遴选的留学生，又有由各省督抚派遣的文武学生。由于学生来源不一，目的不同，学生素质也参差不齐。从留学生所学内容来看，主要以习速成和普通科为主。“速成生分师范与政法两种，普通生即日本所谓中小学学生，当时去日之习普通者大半为专门预备科之性质。”之所以如此，一是与晚清政府提倡新学、新政而又缺少师资有关，另一方面由于赴日留学生在出国前并未接收过专门的新式教育，又加上语言不通，难以进入日本的正式学校。日本特为中国留学生设置各类预备补习学校。

在当时的留学生中，“速成师范”、“速成法政”以及“普通科学生”占决大多数，在当时五千多人留学生中，具有大学入学资格的人只有屈指数名，速成科占60％，普通科占30％，高等专科入学者占3-4％，进入大学者仅占1％。从当时清政府学部的上奏也可见当时留学生构成情况：“……此年以来，臣等样查在日本留学生人数虽已逾万，而习速成者居百分之六十，习普通者居百分之三十，中途退学转无成者居百分之五、六，入高等及高等专门者居百分之三、四，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

废除科举还影响到留学学生尤其是留日学生数量的变化。中国人留学日本的风气发轫于甲午战后，庚子事变后人数始有明显增加，日俄战争及科举废除后人数更是显著增加。虽然各学者统计的数字有所出入，但称1905－1906年为留日学生的高峰期应属无误。
　　留学日本之所以在1905年后形成最高峰，与科举的废除有颇大的关联。科举废除后国内学堂教育的不理想，以及国内学堂毕业生的地位远不如留学生，使留学日本成为较佳的替代选择。
　　清末的留学日本与今日学子竞相留学欧美有所不同，它“兼有文化史与政治史双重意义”。近代的留日学生与清末两大思潮——“革命”与“立宪”的兴起均存在紧密的联系。以往的学者过于强调了留日学生中“革命”思潮与势力的增长，实在是有所偏颇的。
　　留日学生身处一个相对于国内来说思想、舆论更自由的外部环境中，更容易接触到新思想，对日本通过立宪而迅速富强不可能无动于衷。相对宽裕的经济后盾也使他们有金钱和精力举办各种政治活动、创办杂志、翻译书籍。就他们的翻译工作而言，大多为法政书。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因为清末留日学生大多学习法政，另一方面亦因为“清末的政治改革，多半取自日本，期以日本为媒介而推动近代化，有关日文的法政书籍，当然成为翻译的对象。”从此角度而言，近代法政思想实通过日本而得以大规模进入二十世纪初的中国。
　　留日学生或者是官费留学生，或者是家境颇佳的自费留学生，与国内的中上层社会联系较为密切，对国内中上层社会自然亦可发生相当的影响，而后者恰是国内政治运动的参与主体与社会基础。
　　早在1905年之前，留日学生就通过所办报刊积极鼓吹立宪，且“为了促进立宪到来，有的还致书同胞，号召实行地方自治，以为立宪之预备。”当《钦定宪法大纲》于1908年颁布后，留日学生大规模回国，成为国内革命与立宪运动的重要角色。

1916年陈独秀任北大文学院长，极力推动文学革命。蒋梦麟与陈独秀尽管政治主张不同，相处得倒也不错。他俩都是前清秀才。秀才有两种：一种是考八股时进的秀才，称为八股秀才；八股废掉后改考策论，称为策论秀才，好象也没有八股秀才值钱了。蒋梦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有一次陈独秀问我：“唉！你这个秀才是什么秀才？”“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他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我就向他作了一个揖，说：“失敬，失敬。你是前辈老先生，的确你这个八股秀才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
　　　　　　　　　　　　　　　　　　　　　　在蒋梦麟看来，陈独秀“为人爽直，待朋友很好”，这一点很对蒋梦麟的脾气：“我们两个人，有一个相似的习惯，在参加筵席宴会的时候，一坐下来，我们总爱把冷盘或第一、二道菜尽量地吃，等到好菜来时，我们已经吃饱了。所以大家说笑话，称我们这两个急性子，‘同病相怜’。”

在一个非民主社会里面，一个政权是否稳定，老百姓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民变经常发生，也成不了大事。成功的农民起义背后都有读书人在领导。政权是否稳定，取决于社会精英，精英在传统社会里面有组织和动员的能力，他的向背决定了政权是否可以长治久安，王朝是否还可以维持下去。
　　　　但问题是二十世纪的头十年，特别是1905年以后，精英的态度发生了变化。1905之所以是重要的一年，后来酿成辛亥革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科举制度本来是中国传统精英和王朝联系的一个制度性管道，这个管道现在断裂了。

鲁迅在东京旧照

文案撰写：蔡信版面编辑：刘嵩页面设计：申凯页面制作：梁晓杰技术支持：王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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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辛亥革命就是知识分子包括士绅叛离和反对清王朝的一场政治运动。其中一部分人是真心向往民主共和，起了先锋和桥梁作用。但不可否认，也有不少人是为了参加革命后能在新政府里做官，获得权力。

凤凰网历史专稿，本报记者：蔡信，本版编辑：官君策

若将晚清“新政”视作一篇文章，则此文以“罪己”开篇，以“变法”为纲，以废除科举为核心内容。

1901年1月29日，颁布“预约变法”上谕。此谕无具体内容，却是“新政”时期的纲领性文件。首先，将此次变法与两年前的戊戌变法作了区别：“康、梁之讲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其次，将变法的话语主导权从维新派手中夺了过来，谓戊戌年镇压维新派不过是“剪除叛逆”，“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再次，强调虽变用西法，仍须注意实际操作的“本土化”：“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

最终，圈定变法范畴：“晚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学之本源也”。既曰“西学之本源”，言外之意，则除了君主制（所谓“不易者三纲五常”）不能更动，诸凡政治、军事、教育、法律等重要领域（所谓“可变者令甲令乙”），俱可改革。

1901年，清政府正式宣布废除武举，走出了废除科举制度的第一步。

1904年1月，张之洞、张百熙及荣庆上折指出：由于科举未停，导致新学堂的设立受到阻碍；而新学堂未能普遍设立，又使得科举不能立刻停止。因此，朝廷应该确立一个过渡期，使科举和学堂教育归于一途。奏折上去后，得到了清廷的认可。科举便开始逐渐减少录取名额而转向学堂选拔人才了。

1905年在日俄战争的重大刺激下，国人要求立即废除科举的呼声大为高涨。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会同张之洞、周馥、岑春煊、赵尔巽、与端方等地方督抚大员一起上奏朝廷，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慈禧接受了立刻停止科举的意见。清廷随后发布谕旨，宣布从光绪三十二年（1905年）开始，停止各级科举考试。

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中外媒体一致夸奖，清廷奉上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就这样突然结束了。

诏令既出，举国上下，有喜有忧。五天以后，上海维新派《时报》发文，盛赞“革千年沉痼之积弊，新四海臣民之视听，驱天下人士使各奋其精神才力，咸出于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而兴中国者，其在斯乎”。

但是在舆论普遍赞扬的同时，废除科举制度对当时乃至现在的中国产生了异常深刻的影响。

首先，废除了科举，等于是废除了读书人阶层的“中国梦”，传统的平民上升孔道被关闭了。尽管因为名额有限，科举考试中实际考上的并不多，但是制度的开放，给人们一种希望、一种鼓励。而且这是一种低投入的教育，一本参考书可以用几十年，只要不是所谓赤贫，一般人也还可以负担。加上大家族、公田等地方体制的支持，对贫寒子弟来说，上升性社会变动的希望，多少是存在的。这种情况，到废科举之前的几年已发生一些变化。对于当年那些考生来说是很困难的，这类改变，对读书人造成很大的影响。

科举制废除后，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所谓的“士”就没有来源了。以后的读书人，就是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必须出自新学堂。而新学堂除了需要花很多钱之外，还有年龄的限制。以前百岁也能做童生，并且被看作是天下盛世的一个盛举。新学堂基本上三十岁以上就进不来了，再后来是二十五岁、二十岁，年龄逐步往下降。习惯了新体制的今人，不易领会年龄限制带来的影响——一个人若在很小的时候因为各种条件未能进入新的教育体制，他一生也就基本没有机会走读书上进之路了！对当年所有怀揣“中国梦”的人来说，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人生阻隔。

除年龄外，废科举兴学堂之后，通过读书改变身份的上升性社会变动，还产生了两个根本的变化：一个是贫富的决定性增强，另一个是资源日益集中在城市，乡村慢慢衰落。以前念书的人主要都住在乡村，没有多少人需要到城里去为考试而复习。后来学校集中在城里，还要有钱的人才念得起。这样，对于乡下的穷人，这条路基本就已封闭了。然而中国人口中数量最大的，恰是这一群体。

年龄的限制、城乡的差别和贫富的差距，导致读书人群向着特定的方向转变。士没有了，产生了很多知识分子，以及更多的边缘知识分子。不少年轻人，读过一些书，又无法继续其教育，不能整天呆在乡村的家里，在城里又找不到工作，还看到国家民族在世界竞争中的不如意，心情非常不好。眼看个人和国家的前途都不明朗，很多这样的人最后就寄希望于革命。

另外，对于士绅们来说，废科举以后，他们叩官无路，绅权开始抛弃皇权。苏抚程德全在考察苏常情况时就感叹，“惟查本省各官，往往因公与绅不洽。即洽矣，而又事事徇其所请，几忘权限之所在。”士风日下，士绅们不再关注中央，而是把目光紧紧盯住所在的当地以及他们自身的利益。“公与绅不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害冲突日益加剧。科举制的废除，将士绅从传统官僚队伍中剥离出来；而预备立宪，又为士绅提供了一个扩张政治势力、谋求合法地位的舞台。

当然，废除科举后日子还要继续，人也还是要寻找出路。于是我们能非常明显的看到1905年以后留学海外的人数暴涨。

然后留学生人生暴涨所带来的就是留学生素质的不断下降，以留学日本为例：日本《太阳》月刊社论说：“本年进士考试，日本留学生成绩极劣，竟无一人及第，此一事实，岂止关系日本教育留学生之体面？（其成绩不佳原因，系由于学生不精励于学问，无普通学之素养，并以习速成为主旨等所致？”

1906年1月10日，驻日公使杨枢对于留日学生的素质，在其报告中说“在东洋留学生多至八千余人，挟利禄功名之见而来，务为苟且，取一知半解之学而去，无补文明。”

而对于那些没钱留洋又考取不了公费的知识分子而言，加入新军也是一个选择。

事实上早在1902年，张之洞就把“入营之兵必须有一半识字”列为“湖北练兵要义”第一条。两年后，更要求新募之兵“实能识字写字并能略通文理”。1905年以后湖北新军确实招收到大批知识分子，“秀士入营者颇多”。但是，这些有“文化”的军官对此并不感激，反而视此为贱业。心中充满了对政府的不满。

总之科举的废除不仅导致士子人心的涣散，且由于损害到其具体利益，使他们生出挫折与不满心理，这必然会摧毁立宪运动的社会基础。清末立宪本有“固结民心，保全邦本”之目的，然而废除科举却首先离散了士子之心，欲实现“朝野一气”怕也只是统治者的一厢情愿。

科举废除与留学运动，意味着“政治系统与社会精英的传统联系已经割断”。诸多旧式知识分子的内心固然充满了无奈的怨恨，而新式知识分子也“在感情与行动上转向立宪或者革命，形成为对政府的巨大威胁。

科举制度有很多弊病，但毕竟是广大士子读书做官的主要途径。捐官也可以入仕，但不是正途，为士子所不齿。废科举等于绝了士子向上发展的路，这样他们就没有奔头了，只得找新的出路。而从新式学堂出来的学生也要找出路，读书能干什么？

读书可以经商，更重要读书可以做官。1905年以后，做官的路绝了。辛亥革命某种意义上就是知识分子找出路的一场运动，包括个人出路、国家出路两个相辅相成的方向。士绅和近代知识分子是当时社会群体中最有影响、最有活力的群体。他们的向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统治秩序的安危。

可以说，辛亥革命就是知识分子包括士绅叛离和反对清王朝的一场政治运动。其中一部分人是真心向往民主共和，起了先锋和桥梁作用。但不可否认，也有不少人是为了参加革命后能在新政府里做官，获得权力。所以民国成立后，士绅也好，新式知识分子也好，都争相当官去了。由此引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知识分子在科举时代，通过科考而入仕做官，成为君下面的臣。而到了辛亥革命之后就变成各级政府的官。

民国以后，国民党大佬胡汉民在一次聚会中说了一句话非常具有代表意义——

“如果科举不废，谁还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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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历史专稿，本报记者：蔡信，本版编辑：官君策

若将晚清“新政”视作一篇文章，则此文以“罪己”开篇，以“变法”为纲，以废除科举为核心内容。

1901年，清政府正式宣布废除武举，走出了废除科举制度的第一步。

但是在舆论普遍赞扬的同时，废除科举制度对当时乃至现在的中国产生了异常深刻的影响。

当然，废除科举后日子还要继续，人也还是要寻找出路。于是我们能非常明显的看到1905年以后留学海外的人数暴涨。

而对于那些没钱留洋又考取不了公费的知识分子而言，加入新军也是一个选择。

民国以后，国民党大佬胡汉民在一次聚会中说了一句话非常具有代表意义——

“如果科举不废，谁还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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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在当时的留学生中，“速成师范”、“速成法政”以及“普通科学生”占决大多数，在当时五千多人留学生中，具有大学入学资格的人只有屈指数名，速成科占60％，普通科占30％，高等专科入学者占3-4％，进入大学者仅占1％。

本文摘自：《中外法学》第2001第5期，作者：丁相顺（系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师），原题：《晚清赴日法政留学生与中国早期法制近代化》

清末留学日本是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紧密相连的。清末留学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在中国留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对中国的近代史具有重要的影响。由于时代的限制，清末留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从留学生的途径来看，既有官费公派生，又有私费生；公派生又有清廷出资遴选的留学生，又有由各省督抚派遣的文武学生。由于学生来源不一，目的不同，学生素质也参差不齐。其二、从留学生所学内容来看，主要以习速成和普通科为主。“速成生分师范与政法两种，普通生即日本所谓中小学学生，当时去日之习普通者大半为专门预备科之性质。”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是与晚清政府提倡新学、新政而又缺少师资和相关人才有关，光绪29年极力提倡师范教育但是却苦于没有师资，于是清廷颁行了《学务纲要》，提及“若无师范教员可请者，即速派人到外国学师范教授管理各法：分别学速成科师范若干人，学完全师范科若干人。现有师范章程，刊布通行，若有速成师范生回国，即可依仿开办，以应急需，而立规模；佚完全师范生回国，再行转相传授，分派各府县陆续更换庶不致教法茫然，无从措手。”另一方面也和日方的因应有关。由于赴日留学生在出国前并未接收过专门的新式教育，又加上语言不通，所以实际上难以进入日本的正式学校。为此日本方面特为中国留学生设置了各类专门招收留学生的预备补习学校：“陆军方面有私立之成城振武，法政方面有私立法政大学，普通补习与师范方面有宏文学院为最……此外东亚同文会所设立之东亚同文书院与私立早稻田大学亦均有特殊设施，专收中国学生。”

第三、留学生在日期间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清朝末年正是中国逐步沦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期。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开始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1895年以后，东方列强日本又加入了侵略中国的行列。清廷统治集团日渐腐朽堕落，国内虽有改良图新的举动，然而在强大的封建专制的压制下，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无一不以失败而完结。国内的各种矛盾日渐指向腐朽的专制统治。正是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下，中国留学生开始东渡日本，开始了其留学的生涯。“1896年以后，中国学生陆续东渡，他们最初的目的，纯然是吸收新知，俾于学成为国效力，毫无革命与立宪的意识”。

1898年以后，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亡命日本，极力争取华侨和留学生，宣传其维新变法的主张。在此之前，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等革命派人士也因国内起义失败而流亡日本。无论是革命派还是保皇维新派人士，他们在日本有的本身就进入日本的各级学校成为留学生，另一方面还积极争取和发动学生，向留学生灌输各种维新或革命理论。再加上留学生身处外国，各种在中国看不到的书籍充斥市肆，很容易与中国国内的腐朽统治相对照，所以留学生很容易接收各种维新抑或革命的主张，并渐次加入各种政治组织和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对于留日学生的政治活动及其影响，有学者指出“清末革命运动的成功，主要由于革命、立宪两派人士的推动与努力，他们曾唤起全国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共同参与活动，推翻君权，建立民主共和。在这个过程中，留日学生的贡献尤大。因为他们提供了理想的政治思想，发展组织以及传播主张，使海外的涓滴汇成国内的洪流。而留日学生的革命与立宪论调，主要不外感于列强的侵略与愤懑专制统治，加上他们受到近代教育的洗礼而形成。”留日学生参加政治活动的主要形式有组织结社，出版各种政治理论宣传刊物，举行罢课、示威乃至结成拒俄义勇队和为抗议日本政府对留学生的不公正对待而愤然返国等。

第四、清末留学生的文化活动是中国近代文化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末留学生是中国早期“睁眼看世界”的一群先知先觉者，他们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的统治下，踏上维新有成、国势蒸蒸日上的日本国土之后，置身于全新的环境中，且各种书籍充斥书肆，并且当时的留学生尽管留学动机不同，但是多怀志气，加之年纪尚轻，故而，新文化、新思想很快对这批早期的留学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接收了新文化影响的留学生们通过结成社团、创办报刊杂志，或者通过翻译日文文献介绍新学说、新学术。据统计，1880年至1904年译自日本书的单行本有2204种，其中宗教哲学98种（占4％）、文学288种（占13％）、社会科学697种（占32％）、史地257种（占11％）、自然科学267种（占12％）应用科学396种（占18％）、杂录201种（占10％）。1898年—1911年间，由留学生创办的杂志共有65种之多，其中少数为纯学术性的刊物，大多数都带有政治色彩，这其中包括由梁启超等人创办的《新民丛报》等。此外，留学生的著述也对新文化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同时由于中文和日文语汇相近的原因，留学生的文化传播活动，在将日本和西方的近代化成果传播到中国的同时，也大大丰富了中国语言文化的内涵，使中国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可以借助日语中的汉语词汇很快地吸收西方近代文化。由于留日学生中学习法政者居多，故而所译书籍以社会科学为主，其中，又多与法政有关。特别是通过留学生对国外以及日本的宪政、法律原理的介绍，使这一时期的中国政治文化、法律文化都打上很深的日本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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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早在1905年之前，留日学生就通过所办报刊积极鼓吹立宪，且“为了促进立宪到来，有的还致书同胞，号召实行地方自治，以为立宪之预备。”当《钦定宪法大纲》于1908年颁布后，留日学生大规模回国，成为国内革命与立宪运动的重要角色。

本文摘自《东吴法学》2007年秋季卷，作者：郭绍敏，出版社：中国法制出版社

就在按四年前梁启超所提出的立宪思路，[38]派载泽等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后不久，[39]清廷当局于1905年9月2日正式宣布科举制度的废除。[40]虽然，明清以来，多有诟病科举制度并主张废弃者，[41]但这一传续已久的制度直到二十世纪初才“寿终正寝”，生命力可谓强矣。以往的我们过于强调科举制度的弊害，而很少能对其予以同情的理解。也许，我们只有去除内心中潜藏的偏见，才有可能对其给以中肯的评价。日本学者佐藤慎一言：

“只要将近代化论或以马克思主义为前提的价值基准搁置起来而以中国文明自身的价值标准来进行评价，凭借自己的能力突破科举难关而成为官僚的士大夫，总的看来无疑是优秀的人才。甲午战争败北所象征的中国近代化的挫折，决不是由于他们的无能而造成的。他们尽其所能、倾其所学，对于危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42]

如果静心的想一想，我们会发现，近代优秀的中国人如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等皆是科举出身，佐藤氏所论确有其道理。当然，佐藤氏并没有矫枉过正，亦指出科举出身的官员在专门行政知识方面的缺乏。[43]只是，我们不应以“后见之明”的思维方式对科举制度予以太多的苛责。科举制度使统治阶层的社会成分平民化，具有高度的平等倾向，从而构成一种精英的循环流动方式；由于教育制度与取士制度的合一化，“权力、儒家知识和统治合法性之间的逻辑联系便完整地建立起来”，[44]一个有机的社会秩序得以建构起来。只是进入近代社会以来，由于西方知识及教育制度的冲击，以及科举的本身“空文”性质，实不足以应对时局，才使废除科举成为朝野的呼声。张仲礼先生对此评论道：

“至此，清朝廷虽然很不愿意，但不得不顺从了时代潮流，作出这一历史性行动。新式学堂制度的实际发展虽尚有待来日，但是，由于此时科举制度的废除才为它扫清了道路。科举制度在能满足其导引思想的基本目的时，它是能正常发挥作用的。但是到了19世纪时，它遭受了因内部因素引起的瓦解，并证明了它不能适应西方冲击所产生的新的需要”。[45]

显然，张氏将废除科举视作顺应时代潮流的历史性举动，然而何谓时代潮流呢？科举制度真得是学堂制度发展的障碍么？联想到近代西方国家如英法为鼓励人才竞争而开始施行文官考试制度，那么上述对废除科举之评价似乎有失偏颇了。[46]固然，我们不能假设如果科举不废（而是进行改革）是否能导致良性的结果，但科举废除所导致的种种后果却是我们不能不引为注意的。何况即使废除科举制度，也有一个操作上渐进或急行的问题。

张之洞早在《劝学篇》中即提出了“变科举”之议，[47]其后在1901年与刘坤一会奏变法三折的第一折《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中，进一步提出改革科举的宗旨与方案。[48]两广总督陶模则明确提出，“学校既兴，人才自出。……俟学校齐备、课有成才，即将科举停止，俾天下向学之士归于一途，庶几真才蔚起，百废俱兴”，[49]显然已将废除科举作为最终目标。1903年3月13日，袁世凯、张之洞联衔上奏，提出递减科举之法，“纵不能骤废，亦宜酌量变通”[50]。1904年1月13日，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三人再次联衔上奏重申张、袁之奏，进一步条陈递减科举之法。[51]但当时的废止之议乃是主张渐废科举，并非立废。这说明了士大夫阶层在这一问题上的谨慎态度，显然，他们对立废科举可能造成的后果有所忧虑。然而，日俄战争加速了废除科举的进程。[52]1905年9月2日，直隶总督袁世凯会同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等，以科举“阻碍学堂，妨误人才”，奏请立停科举，以广学堂。[53]终于而有清廷立废科举之谕令。

废科举被严复称为“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54]影响可谓深远。若仅将之视作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新政措施之一，显然是过于简单化的看法。“进步”的参照标准应该是新式教育的发展及其社会效果，然而废除科举后新式教育的实际状况如何呢？虽然学堂数量与学生人数迅速增加，[55]然而在教育的普及方面并未见得改善，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更加恶化了。[56]废除科举的出发点本为普及教育与知识，为立宪作智识上的准备，但如一篇时论所言，由于学堂教育成本较高，“恐中国识字人数必至锐减，而其效果将使乡曲之中并稍识高头讲章之理之人而亦无之，遂使风俗更加败坏，而吏治亦愈不可言，则于立宪之途更背驰矣。”[57]更重要的是，废科举加剧了本已开始的社会结构的变迁，使儒家思想作为统合人心的价值规范走向解体，而新的价值规范尚未建立，由此价值认同的危机发生。[58]

怀特海曾言，创造需要一种对社会象征符号的尊重与其修正之自由的结合，它并以一种有创见的想像力和传统的沉重感之间的紧张状态为前提，这种紧张导致了传统内部的发展。[59]对作为社会象征符号的“科举”的废除，实际上乃是对中国传统制度与文化的一记猛击，它不是“尊重”，而是彻底的“修正”。儒学通过科举等一系列制度化建构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科举的废除必然动摇儒学在士子以及普通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儒学是否能与现代立宪民主制度实现有机的契合，吾不敢轻易断言，然而由处于价值失范中的人们进行创造性的制度建设恐怕并非易事。恰如有学者所言，“缺少精神力量支持的人，他就不可能以其人格的活力而创造出一种强有力的精品。”[60]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自身悠久传统的国家，只有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性的转化外来模式，才有可能实现“内发式性发展”，[61]照搬外来模式怕是行不通的。对国人而言，从专制体制向君宪体制的转变，乃是根本性的政治转型，而体制的转变意味着其组成内容的变化。按照亨廷顿的定义，政治体制可以设想为有以下五个组成部分：文化、结构、社会群体、领导与政策。所谓文化，“即与政治有关的并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态度、取向、神话和信仰。”[62]文化即政治，科举的废除实际上乃是要抛弃传统体制的文化基础。且不说此种做法对于文化与政治的理解过于简单粗糙，在实践上对政治的发展与变迁也是贻害无穷的。对于权威日益丧失的帝国当局而言，保留传统文化的象征符号与机制，也许是一种凝聚人心的有效手段。科举的废除不仅导致士子人心的涣散，且由于损害到其具体利益，[63]使他们生出挫折与不满心理，这必然会摧毁立宪运动的社会基础。由于庚子赔款等外债压力，政府财政能力严重下降，当局所能提供的职位有限，远远不能以满足士人的期望。他们必然要通过别的方式来释放其参政热情，这也是预备立宪时期政治参与膨胀、国会请愿运动风起云涌的重要原因所在。清末立宪本有“固结民心，保全邦本”之目的，恰如考察日本宪政大臣达寿所言，通过君主立宪，“上下共谋，朝野一气，一休一戚，匪不相关，如家人父子者焉。”[64]然而废除科举却首先离散了士子之心，欲实现“朝野一气”怕也只是统治者的一厢情愿。

废除科举还影响到留学学生尤其是留日学生数量的变化。中国人留学日本的风气发轫于甲午战后，[65]庚子事变后人数始有明显增加，日俄战争及科举废除后人数更是显著增加。虽然各学者统计的数字有所出入，但称1905－1906年为留日学生的高峰期应属无误。[66]留学日本之所以在1905年后形成最高峰，与科举的废除有颇大的关联。科举废除后国内学堂教育的不理想，以及国内学堂毕业生的地位远不如留学生，使留学日本成为较佳的替代选择。清末的留学日本与今日学子竞相留学欧美有所不同，它“兼有文化史与政治史双重意义”。[67]近代的留日学生与清末两大思潮——“革命”与“立宪”的兴起均存在紧密的联系。以往的学者过于强调了留日学生中“革命”思潮与势力的增长，实在是有所偏颇的。恰如有学者所言：“我们不要过分夸大留日学生中革命势力的增长。事实上，革命思潮高涨的同时，也正是立宪运动兴起之际。”[68]留日学生身处一个相对于国内来说思想、舆论更自由的外部环境中，更容易接触到新思想，对日本通过立宪而迅速富强不可能无动于衷。相对宽裕的经济后盾也使他们有金钱和精力举办各种政治活动、创办杂志、翻译书籍。就他们的翻译工作而言，大多为法政书。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因为清末留日学生大多学习法政，另一方面亦因为“清末的政治改革，多半取自日本，期以日本为媒介而推动近代化，有关日文的法政书籍，当然成为翻译的对象。”[69]从此角度而言，近代法政思想实通过日本而得以大规模进入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留日学生或者是官费留学生，或者是家境颇佳的自费留学生，与国内的中上层社会联系较为密切，对国内中上层社会自然亦可发生相当的影响，而后者恰是国内政治运动的参与主体与社会基础。早在1905年之前，留日学生就通过所办报刊积极鼓吹立宪，[70]且“为了促进立宪到来，有的还致书同胞，号召实行地方自治，以为立宪之预备。”[71]当《钦定宪法大纲》于1908年颁布后，留日学生大规模回国，成为国内革命与立宪运动的重要角色。[72]

科举废除与留学运动，意味着“政治系统与社会精英的传统联系已经割断”。[73]诸多旧式知识分子的内心固然充满了无奈的怨恨，而新式知识分子也“在感情与行动上转向立宪或者革命，形成为对政府的巨大威胁。”[74]由于新式知识分子已掌握颇为丰富的西方法政学说，实际的立宪运动一旦较为缓慢，便有可能使之感到失望，失望之后便会走向激进甚或革命。也正因为政治系统与社会精英的传统联系已经割断，“一些知识精英因此会创造出异端意识形态，为反叛或革命提供思想武器”，[75]因为他们在知识与价值系统上对旧体制、旧文化已不再留恋。科举废除后，新式知识分子不再以做官为惟一选择，整个社会的职业与成就取向更加多元化，构成对一元化政治权力体系的有力冲击。虽然立宪政治建基于多元化的权力结构与社会分层之上，然而在政治改革的初期阶段，仍需要政治当局以“集权”的方式推行各项决策，否则就难以有效控制改革的步骤。也就是说，一元化的强权结构仍有暂时存在的必要性，这是过渡阶段的特征所在。[76]然而由于科举废除、留学运动，以及帝国当局权威的削弱等诸因素所致，原有的高度一元化的政治、社会结构逐渐走向解体，不再具有高度整合的力量。这种传统框架的解体，往往只会带来更多的无序与混乱状态，任何有意义的政治革新将会面临困难的境地。[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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