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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单于报道1904年1月,张之洞、张百熙及荣庆上折指出:由于科举未停,导致新学堂的设立受到阻碍;而新学堂未能普遍设立,又使得科举不能立刻停止。因此,朝廷应该确立一个过渡期,使科举和学堂教育归于一途。奏折上去后,得到了清廷的认可。科举便开始逐渐减少录取名额而转向学堂选拔人才了。
  1905年在日俄战争的重大刺激下,国人要求立即废除科举的呼声大为高涨。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会同张之洞、周馥、岑春煊、赵尔巽、与端方等地方督抚大员一起上奏朝廷,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慈禧接受了立刻停止科举的意见。清廷随后发布谕旨,宣布从光绪三十二年(1905年)开始,停止各级科举考试。
  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中外媒体一致夸奖,清廷奉上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就这样突然结束了。
  诏令既出,举国上下,有喜有忧。五天以后,上海维新派《时报》发文,盛赞“革千年沉痼之积弊,新四海臣民之视听,驱天下人士使各奋其精神才力,咸出于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而兴中国者,其在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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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就是读书人包括士绅叛离和反对清王朝的一场政治运动。其中一部分人是真心向往民主共和,起了先锋和桥梁作用。但不可否认,也有不少人是为了参加革命后能在新政府里做官,获得权力。所以民国成立后,士绅和读书人都争相当官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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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举制度有很多弊病,但毕竟是广大士子读书做官的主要途径。捐官也可以入仕,但不是正途,为士子所不齿。废科举等于绝了士子向上发展的路,这样他们就没有奔头了,只得找新的出路。而从新式学堂出来的学生也要找出路,读书能干什么?
  读书可以经商,更重要读书可以做官。1905年以后,做官的路绝了。辛亥革命某种意义上就是知识分子找出路的一场运动,包括个人出路、国家出路两个相辅相成的方向。士绅和近代知识分子是当时社会群体中最有影响、最有活力的群体。他们的向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统治秩序的安危。
  可以说,辛亥革命就是知识分子包括士绅叛离和反对清王朝的一场政治运动。其中一部分人是真心向往民主共和,起了先锋和桥梁作用。但不可否认,也有不少人是为了参加革命后能在新政府里做官,获得权力。所以民国成立后,士绅也好,新式知识分子也好,都争相当官去了。由此引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知识分子在科举时代,通过科考而入仕做官,成为君下面的臣。而到了辛亥革命之后就变成各级政府的官。
  民国以后,国民党大佬胡汉民在一次聚会中说了一句话非常具有代表意义——
  “如果科举不废,谁还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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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留学生的途径来看,既有官费公派生,又有私费生;公派生又有清廷出资遴选的留学生,又有由各省督抚派遣的文武学生。由于学生来源不一,目的不同,学生素质也参差不齐。从留学生所学内容来看,主要以习速成和普通科为主。“速成生分师范与政法两种,普通生即日本所谓中小学学生,当时去日之习普通者大半为专门预备科之性质。”之所以如此,一是与晚清政府提倡新学、新政而又缺少师资有关,另一方面由于赴日留学生在出国前并未接收过专门的新式教育,又加上语言不通,难以进入日本的正式学校。日本特为中国留学生设置各类预备补习学校。

  在当时的留学生中,“速成师范”、“速成法政”以及“普通科学生”占决大多数,在当时五千多人留学生中,具有大学入学资格的人只有屈指数名,速成科占60%,普通科占30%,高等专科入学者占3-4%,进入大学者仅占1%。从当时清政府学部的上奏也可见当时留学生构成情况:“……此年以来,臣等样查在日本留学生人数虽已逾万,而习速成者居百分之六十,习普通者居百分之三十,中途退学转无成者居百分之五、六,入高等及高等专门者居百分之三、四,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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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除科举还影响到留学学生尤其是留日学生数量的变化。中国人留学日本的风气发轫于甲午战后,庚子事变后人数始有明显增加,日俄战争及科举废除后人数更是显著增加。虽然各学者统计的数字有所出入,但称1905-1906年为留日学生的高峰期应属无误。
  留学日本之所以在1905年后形成最高峰,与科举的废除有颇大的关联。科举废除后国内学堂教育的不理想,以及国内学堂毕业生的地位远不如留学生,使留学日本成为较佳的替代选择。
  清末的留学日本与今日学子竞相留学欧美有所不同,它“兼有文化史与政治史双重意义”。近代的留日学生与清末两大思潮——“革命”与“立宪”的兴起均存在紧密的联系。以往的学者过于强调了留日学生中“革命”思潮与势力的增长,实在是有所偏颇的。
  留日学生身处一个相对于国内来说思想、舆论更自由的外部环境中,更容易接触到新思想,对日本通过立宪而迅速富强不可能无动于衷。相对宽裕的经济后盾也使他们有金钱和精力举办各种政治活动、创办杂志、翻译书籍。就他们的翻译工作而言,大多为法政书。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因为清末留日学生大多学习法政,另一方面亦因为“清末的政治改革,多半取自日本,期以日本为媒介而推动近代化,有关日文的法政书籍,当然成为翻译的对象。”从此角度而言,近代法政思想实通过日本而得以大规模进入二十世纪初的中国。
  留日学生或者是官费留学生,或者是家境颇佳的自费留学生,与国内的中上层社会联系较为密切,对国内中上层社会自然亦可发生相当的影响,而后者恰是国内政治运动的参与主体与社会基础。
  早在1905年之前,留日学生就通过所办报刊积极鼓吹立宪,且“为了促进立宪到来,有的还致书同胞,号召实行地方自治,以为立宪之预备。”当《钦定宪法大纲》于1908年颁布后,留日学生大规模回国,成为国内革命与立宪运动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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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6年陈独秀任北大文学院长,极力推动文学革命。蒋梦麟与陈独秀尽管政治主张不同,相处得倒也不错。他俩都是前清秀才。秀才有两种:一种是考八股时进的秀才,称为八股秀才;八股废掉后改考策论,称为策论秀才,好象也没有八股秀才值钱了。蒋梦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有一次陈独秀问我:“唉!你这个秀才是什么秀才?”“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他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我就向他作了一个揖,说:“失敬,失敬。你是前辈老先生,的确你这个八股秀才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
                      在蒋梦麟看来,陈独秀“为人爽直,待朋友很好”,这一点很对蒋梦麟的脾气:“我们两个人,有一个相似的习惯,在参加筵席宴会的时候,一坐下来,我们总爱把冷盘或第一、二道菜尽量地吃,等到好菜来时,我们已经吃饱了。所以大家说笑话,称我们这两个急性子,‘同病相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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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非民主社会里面,一个政权是否稳定,老百姓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民变经常发生,也成不了大事。成功的农民起义背后都有读书人在领导。政权是否稳定,取决于社会精英,精英在传统社会里面有组织和动员的能力,他的向背决定了政权是否可以长治久安,王朝是否还可以维持下去。
    但问题是二十世纪的头十年,特别是1905年以后,精英的态度发生了变化。1905之所以是重要的一年,后来酿成辛亥革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科举制度本来是中国传统精英和王朝联系的一个制度性管道,这个管道现在断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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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东京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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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案撰写:蔡信   版面编辑:刘嵩   页面设计:申凯   页面制作:梁晓杰   技术支持:王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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