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至此，同盟会即使是作为一个松散的革命组织联盟，也不复存在了。

孙中山与日本友人合影 资料图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专稿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毛泽东曾经这样形容他与他的同志；凑巧的很，蒋介石也说过类似的话来评价他与他的国民党。从这里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作为政党，首先要有一个广大同志都认同的意识形态，其次再有一个广大同志赞同的革命目标。

而作为近代中国最原生态的辛亥革命中的革命党恰好两者都没有，既没有一个大部分革命者都能接受的意识形态；也没有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甚至连一个共同的革命领袖都没有。

“革命组织”是怎样成立的？

逸仙（孙先生字）在会上行主席身份，而会下却对内田等行帮会之礼节，跪接跪送，修武（董）、家彦（邓）、锡麟（徐）等颇鄙之——冯自由《革命逸史》

自从清政府废除科举，同时大兴新学以后，并宣布新学各项学历与科举的功名挂钩的政策后留学日本就成了一帮高不成（去欧美留学没钱也不具备所需的专业知识），低不就（又不甘心留在国内，升迁太慢）的知识分子与有业浪荡子的第一选择。

这绝非笔者杜撰，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协京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早期日本留学》一文中认真分析了中国留日学生素质低下的现象与原因：

清末留学兴盛时期留日学生质量的低下源自于当时日本留学生教育的特性。其特性之一就是它所教授的内容不是专门的学问，而只是普通的知识；另一特性就是它不是正规教育，而是速成教育。由于当时中国新式的近代学校还在创立之初，本应在国内受完初等和中等教育之后再去国外接受高等教育的很多留学生，实际上在日本所接受的只是中等教育。

而且，对近代化起步较迟感到焦虑的中国方面也希望培养出速成人才，加上日本方面的有关人士也极力鼓吹速成，因此掀起了速成教育的热潮。面向中国留学生的教育机构，纷纷开设了一年半、一年、甚至八个月、六个月的速成科。有的在数月之内，甚至还有的竟在数日之内，对连日语都听不懂的学生，通过翻译将教学科目的大致内容讲一下，就发给毕业证书。从下面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出，像这样的速成教育曾经泛滥一时。

1902～06年，弘文学院设有3年的普通科和1年的速成科，而进入普通科的学生仅占6.6%，其余93.4%的学生全部进了速成科。⒁另据1907年清政府的奏折记载，当时留日学生的情况是：“学习速成的占百分之六十，学习普通的占百分之三十，中途退学辗转无成的占百分之五六，升入高中或专科学校的占百分之三四，而升入大学的仅占百分之一”。⒂速成教育的初衷并不坏，是要在短期内培养出人才，但是一旦走向极端，其巨大的弊端也就显现出来了。

尽管中国留日生素质相较留学欧美留学生较差，但是相比欧美，日本却有一个优势：留学生人数众多，“人数最多的1905年大约有8000人，另说有1万人、甚至呈现出超过2万人的空前盛况。”

对于急需发展成员的孙中山以及其他革命先行者来说，再也没有比日本更好的发展革命同志的地方了。于是他们开始大肆印刷《扬州十日》等刺激汉族留日学生情绪的小册子，而这些小册子也成了这些留日学生民族觉醒的第一读物。

很快，在孙中山、黄兴、章太炎这三位革命先行者周围就聚满了对清政府各项政策极度不满的中国留学生。但一开始就奔着“驱逐鞑奴，恢复中华”去的中国留学生其实不占多数。举一个例子，在后来的历史里臭名卓著的国民党极右翼小团体“西山会议派”（被蒋介石评为反革命的国民党右翼组织就这一个，不容易）的谢持等人当年都是在日俄战争时希望政府反俄不成功，这才愤而反清的。

1905年7月30日兴中会、华兴会与光复会在日本黑龙会的协调下，在黑龙会东京内田良平家中正式召开中国同盟会成立筹备大会，会上选举了孙中山为中国同盟会会长，黄兴与章太炎副之。

当然关于同盟会的成立，一直有两种说法：传统的说法是兴中会、光复会（章太炎为首脑）、华兴会（黄兴维首脑）合并而成。不过最近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同盟会就是中国的留日学生忧愤国事，进而共同推举孙中山为领袖的一个团体。郭汉民先生就主张：“同盟会不是，也不可能是各个革命小团体有组织的联合，确切地说，它是在革命思潮高涨的形势下，留日学生中的革命志士拥戴孙中山为领袖，风云际会，乘时奋飞的历史壮举。”

桑兵先生亦支持这一观点，他认为同盟会是由兴中、华兴、光复三个革命团体联合的通行说法“值得商榷”，“同盟会的建立是孙中山与留日学界中来自国内各地的革命分子相结合的结果”；“在孙中山的旗帜下，同盟会聚集了全国各地革命积极分子的精粹，这实际上是当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

其实不管同盟会究竟是怎样成立的，有一件事情大致是可以确定的，孙中山先生从一开始就没有取得同盟会的绝对领导权。黄兴与章太炎在同盟会内也有一批支持者。比如宋教仁与陶成章。

孙中山是“革命党”的领袖吗？

文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怀坦诚以待人，做事近乎专横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1907·宋教仁

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1908·宋教仁

说完“革命党”的成立，我们再来看看孙中山先生是不是“革命党”人心目中的革命领袖。在教科书里，孙中山是中国同盟会当然是领袖，而且自黄兴以下无不唯孙先生马首是瞻。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甚至对于孙中山先生的不恭，在同盟会成立筹备大会上就显露出来，根据同盟会与国民党元老冯自由回忆，“'逸仙（孙先生字）在会上行主席身份，而会下却对内田等行帮会之礼节，跪接跪送，修武（董）、家彦（邓）、锡麟（徐）等颇鄙之--大风半月刊五十、五十一期（1939年十二月，一月）”。

而徐锡麟在行刺安徽巡抚端方成功后的辩词也为冯自由的这段记载提供一个有力的注脚：“我与孙文宗旨不合，他亦不配使我行刺”而徐锡麟一直没有正式加入中国同盟会可以说也是这种“不合”的表现。

其实不光徐锡麟，就连后来在教科书里与孙先生合作的亲密无间，俨然孙中山先生接班人的宋教仁，其实在真实历史中对孙中山先生也颇有矛盾。

在1907年，孙中山与黄兴的国旗风波里，宋教仁同情黄兴。旗帜鲜明的站在黄兴一边，指责孙中山“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近于专制跋扈”；同盟会成立以来，会员又多离心离德，将来不一定会有所作为，“不如另外早自为计，以免烧炭党人之讥”。后来干脆辞去了同盟会干事长一职。

而真正表明孙中山绝非革命党领袖的事件，当属孙中山离日事件。

1907年6月，日本政府应清政府的请求，驱逐孙中山出境，并开除一批革命的中国留日学生。离日本时，孙中山接受日本赠款7千元，股票商铃木久五郎赠款一万元。孙中山急于用这笔钱发动南方边境的起义，所以，临行时，只交给章太炎两千元，作为《民报》的经费。章太炎嫌所给款额不堪支出，便径直要求铃木久五郎的全部赠款，孙中山没有满足他的要求。这时，也是同盟会员的日本浪人平山周等趁机挑唆，于是，章太炎头脑发热，意气用事，气愤地将报社内的孙中山的像取下，并提议革除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

紧接着，孙中山为发动广东钦、廉起义，派人回日本购买枪械。章太炎等得知此事后，轻信他言，以为所购枪械，“属明治十八式，陈旧不堪作战”，竟以民报社的名义，发电报给香港《中国日报》，将此事泄露出去。孙中山对此十分气愤，认为章太炎等“泄露机密，破坏戎机”，由此，他们的隔阂便日益加深。

而作为事件亲历者的北一辉在他的《支那革命史》中以一个日本人的角度记载了他对事件的看法：“以孙君英美化之超国家观视之，当其被逐时，日本政府赠予之数千金，未尝不可视为对亡命客所给予之国际怜悯，然以太炎国粹主义之自尊心视之，则深以孙君率留学生离去而不示威为憾，且认为孙君实不应密收金钱，如丧家狗之被逐，太炎之所以逼使孙君辞去总理之理由，亦可使人理解者也。”——《支那革命外史》，48页。

其实从孙中山离日事件不但表明了孙先生在1911年并不能算革命党真正意义的领袖，还可以看出近代中国原生态的革命党在经济上的窘迫。当时的中国革命形势与后来几十年的情况很不相同。非但比不了北伐时苏联对后来的中国国民党的支援，就连以条件艰苦著称的中共都比不了。毕竟中共背后有整个共产国际作为支持，任弼时也能一次性从共产国际手中拿回30万美元。

而辛亥革命前无论是孙中山又或是章太炎、黄兴，在经费问题上都很头疼；除了日本黑龙会这样非政府组织杯水车薪的接济外，最重要的一笔财源就是海外华侨的捐款。这也是为什么同盟会与梁启超等人打笔仗的重要原因。毕竟华侨在海外讨生活不容易，资金有限。

而为什么欧美列强与日本政府不满意如后来苏联支持北伐与国民党那样支持中国革命党呢？这里面有很多复杂的原因，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这里有革命党的原因，也有国际大环境的原因。但其中有一条原因是很明白的，即当时无论日本还是欧美列强都倾向于保持当时中国的现状，中国政局不要出现大的波动是可以确定无疑的。这和后来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急切希望改变周边外部环境有天壤之别。

革命党有统一纲领吗？

同盟会自成立以来，会员多疑心疑德，余久厌之。——1907·宋教仁

那么中国同盟会有共同的纲领吗？很遗憾，除了推翻满人统治这一条外，同盟会是没有一个统一的纲领的。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是同盟会的纲领，然而具有喜剧色彩的是这个纲领从来没有被同盟会自己认同过。

有的人抱着传统的“反满兴汉”的观念参加同盟会，他们从“夷夏之辨”的民族主义出发，狂热地宣传“排满”，以为只要推翻了清朝，“就是中国人（指汉人）做皇帝，他们也是欢迎的”，或者认为“只要能够排满，民族主义能够达到目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便自然跟着做去，没有别样枝节”。

章太炎就是这部分人的代表。在章太炎的许多言论中，常常直接从清初汉族地主反满派那里汲取思想，借用语言，认为他们要做的事业“不离吕、全、王、曾之旧域”。“吕、全、王、曾”指吕留良、全祖望、王夫之、曾静。”。

章太炎本人是一个中国本位主义者，并不欣尝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在他看来，所谓共和、总统之类，只能在革命动乱时起某种“调剂”作用，所以他说“共和之名不足多，专制之名不足讳，任他人与之称号耳。”，否认“共和”与“专制”之间有严格的区别。

而还有一部分人，对孙中山所谓“平均地权不感兴趣，宋教仁、胡汉民便是如此。宋教仁对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从来不赞一辞，只说“今而后吾乃益知民族的革命与政治的革命不可不行于中国”。胡汉民因为不同意“平均地权”思想与孙中山进行过激烈的争论。

而真正支持孙中山全套主张的只有汪精卫、廖仲恺等孙中山的广东同乡。

同盟会是如何解体的？

其章程中，不认孙文为会员，谅亦可以做得。——1909·陶成章

所云从新组织团体，弟在南洋已有行之，是以南洋之组织与东京同盟会不为同物，此陶所攻击之一端也。……前、去两年，两广、云南之起兵，皆奉革命党本党之名义，并未一用同盟会名义也。——1909·孙中山

自从1907年第一次“倒孙”风波后，当年秋天，陶成章前往南洋募集革命经费未果，便怀疑孙中山从中作梗，于是干脆甩开孙中山与同盟会，单独将浙江革命史写成《浙案纪略》，在缅甸《光华日报》陆续发表，从此一炮而红，在南洋名气有与孙中山并驾齐驱的态势。而陶成章这些“单干”活动确实引起孙中山的不满，不但让胡汉民写信阻止陶成章继续“单干”，自己还亲自指控陶成章是“保皇党”，甚至还有传孙中山当时就准备找人暗杀陶成章。而孙中山的这些行为确实也激怒了掏，于是他联络江、浙、湘、楚、闽、广、蜀七省在南洋的同志，计划发起“倒孙”运动。

1909年9月，陶成章发布《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又称《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列举孙中山三大“罪状”，十四件事实。而远在法国的张继也摇旗呐喊，要求孙中山辞去总理一职。另外章太炎也在东京撰文称“观孙文所为，岂欲为民请命，伸大义于天下，但扰乱耳！”而面对同盟会此起彼伏的攻击，孙中山本人对总部设在东京的同盟会似乎也完全灰心，1909年5月，他在远走欧洲前委托自己信任的胡汉民负责南洋党务，10月成立同盟会南方支部，以胡汉民为支部长，发号施令，俨然东京本部外的另一总部。孙中山甚至一度想舍弃同盟会之名，另组新团体。1909年11月12日，他给张继的复信中说：“所云从新组织团体，弟在南洋已有行之，是以南洋之组织与东京同盟会不为同物，此陶所攻击之一端也。……前、去两年，两广、云南之起兵，皆奉革命党本党之名义，并未一用同盟会名义也。”11月25日在给吴稚晖的回信中他也讲到：“弟拟从新组织团体，若有成效，当另详报，以便在欧洲亦可仿行而扩张势力也。”

至此，同盟会即使是作为一个松散的革命组织联盟，也不复存在了。

核心提示：至此，同盟会即使是作为一个松散的革命组织联盟，也不复存在了。

孙中山与日本友人合影 资料图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专稿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毛泽东曾经这样形容他与他的同志；凑巧的很，蒋介石也说过类似的话来评价他与他的国民党。从这里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作为政党，首先要有一个广大同志都认同的意识形态，其次再有一个广大同志赞同的革命目标。

而作为近代中国最原生态的辛亥革命中的革命党恰好两者都没有，既没有一个大部分革命者都能接受的意识形态；也没有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甚至连一个共同的革命领袖都没有。

“革命组织”是怎样成立的？

逸仙（孙先生字）在会上行主席身份，而会下却对内田等行帮会之礼节，跪接跪送，修武（董）、家彦（邓）、锡麟（徐）等颇鄙之——冯自由《革命逸史》

自从清政府废除科举，同时大兴新学以后，并宣布新学各项学历与科举的功名挂钩的政策后留学日本就成了一帮高不成（去欧美留学没钱也不具备所需的专业知识），低不就（又不甘心留在国内，升迁太慢）的知识分子与有业浪荡子的第一选择。

这绝非笔者杜撰，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协京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早期日本留学》一文中认真分析了中国留日学生素质低下的现象与原因：

清末留学兴盛时期留日学生质量的低下源自于当时日本留学生教育的特性。其特性之一就是它所教授的内容不是专门的学问，而只是普通的知识；另一特性就是它不是正规教育，而是速成教育。由于当时中国新式的近代学校还在创立之初，本应在国内受完初等和中等教育之后再去国外接受高等教育的很多留学生，实际上在日本所接受的只是中等教育。

而且，对近代化起步较迟感到焦虑的中国方面也希望培养出速成人才，加上日本方面的有关人士也极力鼓吹速成，因此掀起了速成教育的热潮。面向中国留学生的教育机构，纷纷开设了一年半、一年、甚至八个月、六个月的速成科。有的在数月之内，甚至还有的竟在数日之内，对连日语都听不懂的学生，通过翻译将教学科目的大致内容讲一下，就发给毕业证书。从下面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出，像这样的速成教育曾经泛滥一时。

1902～06年，弘文学院设有3年的普通科和1年的速成科，而进入普通科的学生仅占6.6%，其余93.4%的学生全部进了速成科。⒁另据1907年清政府的奏折记载，当时留日学生的情况是：“学习速成的占百分之六十，学习普通的占百分之三十，中途退学辗转无成的占百分之五六，升入高中或专科学校的占百分之三四，而升入大学的仅占百分之一”。⒂速成教育的初衷并不坏，是要在短期内培养出人才，但是一旦走向极端，其巨大的弊端也就显现出来了。

尽管中国留日生素质相较留学欧美留学生较差，但是相比欧美，日本却有一个优势：留学生人数众多，“人数最多的1905年大约有8000人，另说有1万人、甚至呈现出超过2万人的空前盛况。”

对于急需发展成员的孙中山以及其他革命先行者来说，再也没有比日本更好的发展革命同志的地方了。于是他们开始大肆印刷《扬州十日》等刺激汉族留日学生情绪的小册子，而这些小册子也成了这些留日学生民族觉醒的第一读物。

很快，在孙中山、黄兴、章太炎这三位革命先行者周围就聚满了对清政府各项政策极度不满的中国留学生。但一开始就奔着“驱逐鞑奴，恢复中华”去的中国留学生其实不占多数。举一个例子，在后来的历史里臭名卓著的国民党极右翼小团体“西山会议派”（被蒋介石评为反革命的国民党右翼组织就这一个，不容易）的谢持等人当年都是在日俄战争时希望政府反俄不成功，这才愤而反清的。

1905年7月30日兴中会、华兴会与光复会在日本黑龙会的协调下，在黑龙会东京内田良平家中正式召开中国同盟会成立筹备大会，会上选举了孙中山为中国同盟会会长，黄兴与章太炎副之。

当然关于同盟会的成立，一直有两种说法：传统的说法是兴中会、光复会（章太炎为首脑）、华兴会（黄兴维首脑）合并而成。不过最近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同盟会就是中国的留日学生忧愤国事，进而共同推举孙中山为领袖的一个团体。郭汉民先生就主张：“同盟会不是，也不可能是各个革命小团体有组织的联合，确切地说，它是在革命思潮高涨的形势下，留日学生中的革命志士拥戴孙中山为领袖，风云际会，乘时奋飞的历史壮举。”

桑兵先生亦支持这一观点，他认为同盟会是由兴中、华兴、光复三个革命团体联合的通行说法“值得商榷”，“同盟会的建立是孙中山与留日学界中来自国内各地的革命分子相结合的结果”；“在孙中山的旗帜下，同盟会聚集了全国各地革命积极分子的精粹，这实际上是当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

其实不管同盟会究竟是怎样成立的，有一件事情大致是可以确定的，孙中山先生从一开始就没有取得同盟会的绝对领导权。黄兴与章太炎在同盟会内也有一批支持者。比如宋教仁与陶成章。

孙中山是“革命党”的领袖吗？

文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怀坦诚以待人，做事近乎专横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1907·宋教仁

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1908·宋教仁

说完“革命党”的成立，我们再来看看孙中山先生是不是“革命党”人心目中的革命领袖。在教科书里，孙中山是中国同盟会当然是领袖，而且自黄兴以下无不唯孙先生马首是瞻。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甚至对于孙中山先生的不恭，在同盟会成立筹备大会上就显露出来，根据同盟会与国民党元老冯自由回忆，“'逸仙（孙先生字）在会上行主席身份，而会下却对内田等行帮会之礼节，跪接跪送，修武（董）、家彦（邓）、锡麟（徐）等颇鄙之--大风半月刊五十、五十一期（1939年十二月，一月）”。

而徐锡麟在行刺安徽巡抚端方成功后的辩词也为冯自由的这段记载提供一个有力的注脚：“我与孙文宗旨不合，他亦不配使我行刺”而徐锡麟一直没有正式加入中国同盟会可以说也是这种“不合”的表现。

其实不光徐锡麟，就连后来在教科书里与孙先生合作的亲密无间，俨然孙中山先生接班人的宋教仁，其实在真实历史中对孙中山先生也颇有矛盾。

在1907年，孙中山与黄兴的国旗风波里，宋教仁同情黄兴。旗帜鲜明的站在黄兴一边，指责孙中山“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近于专制跋扈”；同盟会成立以来，会员又多离心离德，将来不一定会有所作为，“不如另外早自为计，以免烧炭党人之讥”。后来干脆辞去了同盟会干事长一职。

而真正表明孙中山绝非革命党领袖的事件，当属孙中山离日事件。

1907年6月，日本政府应清政府的请求，驱逐孙中山出境，并开除一批革命的中国留日学生。离日本时，孙中山接受日本赠款7千元，股票商铃木久五郎赠款一万元。孙中山急于用这笔钱发动南方边境的起义，所以，临行时，只交给章太炎两千元，作为《民报》的经费。章太炎嫌所给款额不堪支出，便径直要求铃木久五郎的全部赠款，孙中山没有满足他的要求。这时，也是同盟会员的日本浪人平山周等趁机挑唆，于是，章太炎头脑发热，意气用事，气愤地将报社内的孙中山的像取下，并提议革除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

紧接着，孙中山为发动广东钦、廉起义，派人回日本购买枪械。章太炎等得知此事后，轻信他言，以为所购枪械，“属明治十八式，陈旧不堪作战”，竟以民报社的名义，发电报给香港《中国日报》，将此事泄露出去。孙中山对此十分气愤，认为章太炎等“泄露机密，破坏戎机”，由此，他们的隔阂便日益加深。

而作为事件亲历者的北一辉在他的《支那革命史》中以一个日本人的角度记载了他对事件的看法：“以孙君英美化之超国家观视之，当其被逐时，日本政府赠予之数千金，未尝不可视为对亡命客所给予之国际怜悯，然以太炎国粹主义之自尊心视之，则深以孙君率留学生离去而不示威为憾，且认为孙君实不应密收金钱，如丧家狗之被逐，太炎之所以逼使孙君辞去总理之理由，亦可使人理解者也。”——《支那革命外史》，48页。

其实从孙中山离日事件不但表明了孙先生在1911年并不能算革命党真正意义的领袖，还可以看出近代中国原生态的革命党在经济上的窘迫。当时的中国革命形势与后来几十年的情况很不相同。非但比不了北伐时苏联对后来的中国国民党的支援，就连以条件艰苦著称的中共都比不了。毕竟中共背后有整个共产国际作为支持，任弼时也能一次性从共产国际手中拿回30万美元。

而辛亥革命前无论是孙中山又或是章太炎、黄兴，在经费问题上都很头疼；除了日本黑龙会这样非政府组织杯水车薪的接济外，最重要的一笔财源就是海外华侨的捐款。这也是为什么同盟会与梁启超等人打笔仗的重要原因。毕竟华侨在海外讨生活不容易，资金有限。

而为什么欧美列强与日本政府不满意如后来苏联支持北伐与国民党那样支持中国革命党呢？这里面有很多复杂的原因，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这里有革命党的原因，也有国际大环境的原因。但其中有一条原因是很明白的，即当时无论日本还是欧美列强都倾向于保持当时中国的现状，中国政局不要出现大的波动是可以确定无疑的。这和后来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急切希望改变周边外部环境有天壤之别。

革命党有统一纲领吗？

同盟会自成立以来，会员多疑心疑德，余久厌之。——1907·宋教仁

那么中国同盟会有共同的纲领吗？很遗憾，除了推翻满人统治这一条外，同盟会是没有一个统一的纲领的。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是同盟会的纲领，然而具有喜剧色彩的是这个纲领从来没有被同盟会自己认同过。

有的人抱着传统的“反满兴汉”的观念参加同盟会，他们从“夷夏之辨”的民族主义出发，狂热地宣传“排满”，以为只要推翻了清朝，“就是中国人（指汉人）做皇帝，他们也是欢迎的”，或者认为“只要能够排满，民族主义能够达到目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便自然跟着做去，没有别样枝节”。

章太炎就是这部分人的代表。在章太炎的许多言论中，常常直接从清初汉族地主反满派那里汲取思想，借用语言，认为他们要做的事业“不离吕、全、王、曾之旧域”。“吕、全、王、曾”指吕留良、全祖望、王夫之、曾静。”。

章太炎本人是一个中国本位主义者，并不欣尝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在他看来，所谓共和、总统之类，只能在革命动乱时起某种“调剂”作用，所以他说“共和之名不足多，专制之名不足讳，任他人与之称号耳。”，否认“共和”与“专制”之间有严格的区别。

而还有一部分人，对孙中山所谓“平均地权不感兴趣，宋教仁、胡汉民便是如此。宋教仁对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从来不赞一辞，只说“今而后吾乃益知民族的革命与政治的革命不可不行于中国”。胡汉民因为不同意“平均地权”思想与孙中山进行过激烈的争论。

而真正支持孙中山全套主张的只有汪精卫、廖仲恺等孙中山的广东同乡。

同盟会是如何解体的？

其章程中，不认孙文为会员，谅亦可以做得。——1909·陶成章

所云从新组织团体，弟在南洋已有行之，是以南洋之组织与东京同盟会不为同物，此陶所攻击之一端也。……前、去两年，两广、云南之起兵，皆奉革命党本党之名义，并未一用同盟会名义也。——1909·孙中山

自从1907年第一次“倒孙”风波后，当年秋天，陶成章前往南洋募集革命经费未果，便怀疑孙中山从中作梗，于是干脆甩开孙中山与同盟会，单独将浙江革命史写成《浙案纪略》，在缅甸《光华日报》陆续发表，从此一炮而红，在南洋名气有与孙中山并驾齐驱的态势。而陶成章这些“单干”活动确实引起孙中山的不满，不但让胡汉民写信阻止陶成章继续“单干”，自己还亲自指控陶成章是“保皇党”，甚至还有传孙中山当时就准备找人暗杀陶成章。而孙中山的这些行为确实也激怒了掏，于是他联络江、浙、湘、楚、闽、广、蜀七省在南洋的同志，计划发起“倒孙”运动。

1909年9月，陶成章发布《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又称《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列举孙中山三大“罪状”，十四件事实。而远在法国的张继也摇旗呐喊，要求孙中山辞去总理一职。另外章太炎也在东京撰文称“观孙文所为，岂欲为民请命，伸大义于天下，但扰乱耳！”而面对同盟会此起彼伏的攻击，孙中山本人对总部设在东京的同盟会似乎也完全灰心，1909年5月，他在远走欧洲前委托自己信任的胡汉民负责南洋党务，10月成立同盟会南方支部，以胡汉民为支部长，发号施令，俨然东京本部外的另一总部。孙中山甚至一度想舍弃同盟会之名，另组新团体。1909年11月12日，他给张继的复信中说：“所云从新组织团体，弟在南洋已有行之，是以南洋之组织与东京同盟会不为同物，此陶所攻击之一端也。……前、去两年，两广、云南之起兵，皆奉革命党本党之名义，并未一用同盟会名义也。”11月25日在给吴稚晖的回信中他也讲到：“弟拟从新组织团体，若有成效，当另详报，以便在欧洲亦可仿行而扩张势力也。”

至此，同盟会即使是作为一个松散的革命组织联盟，也不复存在了。

核心提示：为此，陶成章他们提出开除孙中山的总理之名，发布罪状，遍告海内外。

本文摘自《主角与配角》 作者：傅国涌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1907年秋天，陶成章联合流亡在印度和东南亚一带的革命者组成“东亚万国同盟会”，推章太炎为会长。1908年4月到7月，陶成章一度接办《民报》，主编了20号至22号，共三期。当年9月，陶游历南洋各岛，想在华侨中筹款，请孙中山作函介绍，孙不答应。陶表示不满，“观其行事，多不能中历物之意”。陶到华侨比较集中的坝罗，得到的捐款也很少，其中原因他在1909年3月写信给李燮和中说得明白，孙中山的亲信汤伯令演说时说，“陶君来此，不过来游历而已，并非筹款而来。于是会友疑且信，本可筹至千金，于是遂仅三百数十元。……弟本不说中山坏事，……至是逼弟至无可奈何，不得不略陈一二，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真正苦恼万分，现今所筹者不足三千元，且多未寄出，暗杀、暴动，两无可办。”

接着，陶遇到对孙中山不满的《中兴报》执事员陈威涛，陈告诉他许多有关孙中山的事。陶感到孙中山难以共事，决定独自行动，到缅甸、爪哇等地演说，并将浙江革命史写成《浙案纪略》，在缅甸《光华日报》陆续发表，南洋群岛因此无不知有陶成章其人，“而孙文妒忌先生之心，亦又是益切”。陶在英、荷兰所属南洋各地的活动确实引起了孙中山的反感，孙中山、胡汉民写信阻止，孙甚至指控陶是保皇党，还有找人暗杀陶的说法，因为李燮和的鼎力保护，陶始得以幸免。李燮和原是兴中会人，在南洋教书，有威望，也对孙中山“以诈术待人”不满，于是他们携手联络江、浙、湘、楚、闽、广、蜀七省在南洋的同志，计划发起“倒孙”运动。

1909年9月，陶成章等发布《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又称《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指出：“窃念我同盟会初成立之际，彼固无一分功庸，而我同志贸贸焉直推举之以为总理，不过听其大言，一则以为两广洪门尽属其支配，一则以为南洋各埠多有彼之机关，华侨推崇，巨款可集，天大梦想，如此而已。……弟等一片公心，尽力为之揄扬，承认其为大统领，凡内地革命之事业，均以归之彼一人，以为收拾人心之具。于是彼之名誉乃骤起，彼又借我留学生之革命党，推戴之名目，《民报》之鼓吹，南洋之西洋各报馆，于是亦逐渐有纪其事、称其名者。”然后列举孙中山三大“罪状”，十四件事实：

第一大“罪状”是“残贼同志”，共有五件事，一是河口起事，孙中山在槟榔屿报销了30万，在新加坡则说是8万，“盖因地制宜而说谎话”，河口同志为法国人不容，来到新加坡，当地同志责问何姓的镇南关粮台，既有8万军饷，何故退兵。何很愤怒，因为压根就没有这笔款，他们在河口自筹了2万，还被胡汉民取走五千。从河口、镇南关、钦州、廉州亡命到新加坡的同志相约签名、公布此事，共有200多人签名。曾参与孙中山在惠州发动起义的曾直卿虽然也是反对孙中山之人，但“恐碍于团体名誉，为反对党及官府所见笑”，劝止他们。孙中山得到消息，嘱人到知英国华民政务司告密，“目为在埠抢劫之强徒，凡八人，欲掩执之，幸有告者，乃始得免，而逃避香港（类此者尚多）”。

二是河口、镇南关退出的同志到新加坡后身无分文，欲卖身作猪仔，新加坡的同志与孙中山商量，共同设法，孙说：“听之可也，不必管他。”新加坡同志不忍心，筹款替他们赎身。孙中山却“借此招呼同志之名目，向各埠筹款，名之曰善后事宜”。

三是广西参将梁秀清因故投身革命党，孙中山常利用他，设法愚弄，梁愤怒，得罪了孙中山。当他到新加坡，孙中山“密嘱其党某某某欲毒之以灭口，事为某某某兄所知，密以告梁，乃得不死（类此者尚多）”。

四是潮州志士许君秋本是资本家，倾家革命，黄冈起义他得到孙中山给的三千元经费，孙却对同志称是七八万。许因为经费不足，自行向暹罗筹款，孙中山“恶之，尽力诋毁”，甚至向警察举报许家窝藏窃贼，许等正好外出才得免。

五是凡反对孙中山的人，他都诬为“反对党，或曰保皇党，或曰侦探”，对陶成章就是。

第二大“罪状”是“蒙蔽同志”，共列举了三项事实，一是南洋《中兴报》实际上只是孙中山“一人之机关而已”，对于《民报》说是筹款困难，对《中兴报》则“集款至于再而至于三”，目的要使南洋华侨看不到他掌握不了的报纸。二是日本东京是同盟会总部所在，自1908年以来孙中山在南洋创立支部，通知南洋各地凡是有来自东京或内地筹款、游历的，都以支部长的介绍信为凭，否则不准招待。向他们要介绍信，“多不肯，或依违其词”。三是安南同志有倾家资助革命，将家产抵押到银行的，而河口的军饷却并无保障，事后孙中山又以弥补安南同志的名义，向各埠筹款，“或称尚缺五万，或称尚缺三万，或称尚缺二万，或称尚缺万余，其所以多寡不一之故，亦是因地制宜之道使然也”。实际上“筹款者自筹款，而倾家者自倾家，何尝有一毫之补助”。

第三大“罪状”是“败坏全体名誉”，其中列举四事为证，一是不顾全体名誉，污蔑至于不可名状，孙中山说到离日之前接受一万四千元赠款，被东京党人得知，大起攻击，“夫各为同志，则各有权利义务，乃不期东京一二同志，分财则讲平等，而义务则责我一人当之，办事也，筹款也，惟我是问。而我于自行筹款之外，又要筹款以顾各地之同志，东京以许多人不能顾一《民报》，我力稍不及顾，则为众谤之的矣”，这有孙中山的亲笔书信。二是新加坡有资本家陈某愿出资二千支持革命党，中山与陈素无关系，他与居中联系的人约定取得此款二八分，他得一千六，对方四百，款到之后，此人全数交给孙中山，未说分利之事。此后其人自往暹罗运动，孙中山竟写信给有关人说此人是“棍骗”。三是1908年9月孙中山在南洋成立支部，凡入会的都要收会底金三元，主盟人分给半元，介绍人分半元，“以分利之举诱人”。四是借内地革命军名目发行军债票，还有保护票，在南洋各地发行，有多至数百金一张，也有五六元一张，发售之时有八九折的，也有六七折、五六折的，代派发行的人也有分利。

为此，陶成章他们提出开除孙中山的总理之名，发布罪状，遍告海内外。

核心提示：从犬养毅对平冈浩太郎（日本大商人，“玄阳社”头子，长期在中国活动，为日本搜集情报）的告诫中，即可发现端倪：“愿吾兄将彼等（孙中山等人）握住，以备他日之用，但目下不一定即时可用。彼等虽是一批无价值之物，但现在愿以重金购置之。”

可见，孙中山心目中热情好客的日本政要，不过是拿他当作以后可能卖得出大价钱的“废物”而已。

本文摘自《1911，革命与宿命》，作者：赫连勃勃大王（梅毅），出版：九州出版社

“孙中山”一名是日本人所起？

孙中山与日本发生深刻联系，是在1897年。当年8月16日，他从英国出发，经由加拿大等地停留后，抵达日本横滨。当时在船上，不仅有同船的欧美日旅客，还有清廷驻英国公使馆三等书记官曾广铨以及清廷所雇的英国密探。

到日本后，孙中山马上与同为“革命四大寇”的陈少白会面，住在了他家里。

转天，孙中山就去横滨加贺町警署拜会警长，表示自己被清政府跟踪，希望得到日本的保护。经过一定的程序，日本政府方面答应了孙中山的请求。本来，孙中山在日本仅是过境而已，他下一个目的地是越南，准备在那里筹钱发动下一次起义。但是，一个日本人的来访，改变了他日后的行程。这个日本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日本浪人宫崎寅藏。宫崎寅藏，又名宫崎滔天（1870-1922），别号白浪庵滔天。他比孙中山小三岁。宫崎寅藏早就看过孙中山的《伦敦被难记》，心中十分崇拜这位中国人。拜访之下，相见倾心，畅谈许久，惺惺相惜。特别听孙中山大讲在中国革命的目的后，宫崎深加激赏——目的是要洗雪东亚黄种人的耻辱。二人越谈越深入。于是，宫崎苦劝孙中山在日本多待些日子。孙中山应允。通过宫崎，孙中山结识了另外一位日本人平山周。

“中山”（原名孙文）一名，就是平山周替他登记旅馆姓名时所取。当时孙文化名“中山樵”，后来就成为世人尽知的“孙中山”了。

孙中山曾是清廷通缉犯

在宫崎寅藏、平山周的引见下，孙中山与时为日本众议院议员的犬养毅打上交道。犬养毅把孙中山介绍给当时的日本外相、进步党首领大隈重信。更进一步，孙中山还拜会了日本军国主义理论家福泽谕吉（1835-1901）。日本万元大钞上的头像就是这个人，他倡导西化，亲自参与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是推动日本成为“禽兽国家”的关键人物。与这些政界大佬搭上线后，孙中山获准在东京居住（当时他是清廷通缉犯）。

但是，日本人表面上对孙中山的“好”，完全是出于功利性质——甲午战争后，日本和中国清廷恢复正常邦交，获取了空前的利益。但日本人清楚地意识到，清朝肯定要灭亡，所以他们要打提前量，与日后可能取代清廷的革命党人事先搞好关系，以求日后能获取更大的好处。

这一点，从犬养毅对平冈浩太郎（日本大商人，“玄阳社”头子，长期在中国活动，为日本搜集情报）的告诫中，即可发现端倪：

“愿吾兄将彼等（孙中山等人）握住，以备他日之用，但目下不一定即时可用。彼等虽是一批无价值之物，但现在愿以重金购置之。”（《孙中山年谱长编》，156页，陈锡祺编）

可见，孙中山心目中热情好客的日本政要，不过拿他当作以后可能卖得出大价钱的“废物”而已。

哪位日本人视孙文为“东亚之珍宝”？

在所有聚集在孙中山等同盟会领导人身边的“日本友人”中，惟有宫崎寅藏算是个真正的“实在人”。他一直视孙文为“东亚之珍宝”，一生追随孙中山，并在武昌起义后到达上海。

当时，这些人除了“同情”革命外，还帮助黄兴等人购买枪支弹药以收取回扣。浪人们花了革命党几十万银元，却买回了一大堆报废枪支，连宫崎本人都感到十分难堪（《支那革命外史》）。

南北议和达成协议后，犬养毅和头山满两个人，急扯忽拉地跑到南京大总统府，恐吓孙中山不要去北京，而让袁世凯来南京就职，并恐吓说，孙中山去北京，肯定性命难保。可见，这些日本人对中国人之间的南北讲和是何等焦虑。

犬养毅这个名字，中国人稍熟。他是个汉学家，曾在1931年组阁为首相，任内，日本军队入侵中国东北，发动“一·二八事变”。在1932年日本“五·一五”事件中，他被日本军部极右分子刺死。头山满（1855-1944）呢，乃鼎鼎大名的日本右翼团体“向阳社”头子，自称“天下浪人”，多年来一直密切与日本军部配合，积极参加日本数次对外侵略活动。日本侵华大鳄土肥原贤二以及广田弘毅（曾任首相），皆是他的门生。

知道了这些细节，就不难猜想孙中山身边的“日本友人”们最早帮助孙中山的初衷是什么了。

核心提示：而不知我之经营革命在甲午以前，此时固无留学生为我吹嘘也。而乙未广州之事失败，则中国举国之人，无不以我为大逆不道，为乱臣贼子，为匪徒海盗。当时如有陶成章，想亦不欲得此等之名辞也！今日风气渐开，留学之士以革命为大光荣之事业，而陶辈始妒人之得名。……

本文摘自《主角与配角》作者：傅国涌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1909年）10月下旬，孙中山写信给吴稚晖，对陶成章他们的攻击曾作过一些解释，“而世人之所见疑人者，多以用钱一事着眼，故将弟所发起之三次革命所得于外助之财，开列清楚。”信后附了详细说明。

“所攻者，以我‘得名’、以我‘攫利’为言。

而不知我之经营革命在甲午以前，此时固无留学生为我吹嘘也。而乙未广州之事失败，则中国举国之人，无不以我为大逆不道，为乱臣贼子，为匪徒海盗。当时如有陶成章，想亦不欲得此等之名辞也！今日风气渐开，留学之士以革命为大光荣之事业，而陶辈始妒人之得名。……

以我为‘攫利’，而不知我于未革命以前，在社会上所处之经济界中固优胜之地位也。若不革命，则我之地位必不失，而世人所欲图之快乐我无不得之，革命‘攫利’云胡哉？且当日图广州之革命以资财赞助者，固无几人也。所得助者，香港一二人出资数千，檀香山人出资数千，合共不过万余耳。而数年之经营，数省之联络，及于羊城失事时所发现之实迹，已非万余金所能办者也，则人人皆知也。其余之财何自来乎？皆我兄及我所出也。又庚子惠州起兵及他方经营接济，所费不下十余万金，所得助者只香港李君[李纪堂]出二万余元，及一日本义侠出五千元，其余则我一人之筹获而来也。……若谓我以十余年之时间，而借革命以攫取他人四五万之资，则我前此以卖药行医每年所得亦不止万余元，……（两年前家兄在檀已报穷破产，其原因皆以资助革命运动之用。……今迁居香港，寄人篱下，以耕种为活。而近因租价未完，又将为地主所逐。乃陶更诬以在九龙建洋楼，夫家兄本为地主实业家者，非我从事革命以耗折之，则建洋楼亦寻常事，陶等何得多言。）此庚子以前，我从事革命事业关于一人得失之结果也。

自庚子以后，中国内外人心思想日开，革命风潮日涨。忽而萍乡之事起，人心大为欢迎。时我在日本，财力甚窘，运掉[调]不灵，乃忽有他方一同志许助五万金，始从事派人通达湖湘消息，而萍乡军已以无械而散矣……惟有此刺激，人心已不可止，故定计南行，得日人资万四千元及前述所许五万元，以谋起义。……自潮州、惠州、钦廉、镇南、河口五役及办械、运动各费，统共所用将近二十万元。此款则半为南洋各地同志所出，为革命军初次向南洋筹款者。今计开：由精卫向荷属所筹者约三万余元，向英属所筹者万余元，共约四万元；向安南、东京及暹罗所筹者约五六万元。我手得于上述之同志五万元，得于日本人万四千元，河内欠责[债]万余元。此各项之开支，皆有数目，皆有经手。除梁秀春自行谝去五千及累去船械费数万，又一人谝去千余及陶成章用去一百，此外之钱皆无甚枉费。自我一人于此两年之内，除住食旅费之外，几无一钱之花费，此同事之人所共知共见也。而此期之内，我名下之钱拨于公用者一万四千元，家人私人蓄及首饰之拨入公用者亦在千数百元。此我‘攫利’之实迹，固可昭示于天下也！

……又谓在南洋有出保护票之事，此乃荷属一隅同志所发起行之，本属自由行动，至成效如何我全未闻之，亦无从代受责任也。而陶成章亦在南印发票布，四处检[敛]钱，且有冒托我名为彼核数，其不为棍骗乎？其无流弊乎？问陶成章当自知之，今乃责人而不自责。”

11月12日，孙中山在纽约写信给巴黎的吴稚晖（与章太炎有仇），“闻美西金山等处华人思想颇开，惟被陶布散传单之后，新得革命思想之人对于弟之感情大不善，非多少时日未易解释此种疑惑。最妙莫如由《新世纪》用同人字样作函致美西四报馆即《大同》、《美州少年》、《中西》及云哥华之《华英》，及檀香山三报馆《自由》、《民生》、《大声》，作为同业互通消息之谊，将陶信内忌功、争名、争利及煽人行杀于弟之口声之无理处指出，并下以公平之评判；当较《新世纪》已言者略详；及劝报中同业不可误听一面之词，如外间有人疑惑当按公理解释、维持人道等语。此函当由巴黎寄发及盖《新世纪》之印据，如此则必为力甚大。”

与此同时，孙中山给张继回信表示不接受辞职或退隐的提议，“一、退隐深山。此时为革命最衰微之时，非成功兴盛之候，是为弟冒艰危、茹困苦以进取之时代，非退隐之时代也。二、布告天下，辞退同盟会总理。弟被举为总理，未有布告天下始受之，辞退亦断未有布告天下之理。弟之退总理已在要求同盟会及章太炎认不是之时，同盟会及太炎至今未有认过，则弟已不承为彼等之总理者久矣。”

尽管有吴稚晖等为孙中山辩护，比如吴在11月13日出版的《新世纪》115号发表文章表示，“近见有东京同盟会布告孙文君罪状书，所言不惟无足为孙文君之罪状，且适显其为沾染保皇党气息。”“故为孙君之罪状者，首列匿藏巨款二十万。彼固不知孙君旅行之舟资，尚借贷于学界之措大。”但孙中山当时的紧张还是可以想见的。此事如果不是黄兴坚决抵制，孙中山在同盟会的地位势将岌岌可危。

凤凰网历史专稿，作者：官君策

辛亥之变，民国肇造，正当南北纷乱之际，沪上传出爆炸性新闻：革命元勋陶君遭人暗杀。

陶君被杀，坊间传言系沪上某督军陈某所为，言之凿凿如亲见：陈某属下某团长蒋某，得陈某授意，日落后携枪潜入陶君所处医院，于院中大呼陶某名姓，又自言蒋某某，继而开枪行凶。

然，又有传言，谓陶某之死与近日民国临时总统孙文牵连。余遍查旧日报章，惊见前清宣统年间，既有孙文欲行刺陶君云云。

陶君、陈某、孙文，皆共和革命之元勋，孙文更为革命之伟人，为何变起突然，乱生肘腋，革命尚未大成而彼此戕害？

由陶君成章之暴毙，余忽生寻幽探秘之心，向往思索辛亥以前之“革命党”者秘闻，欲寻革命之团体“同盟会”之故事，如：其因何而成立，组织资金从何而来，孙文确为同盟会之当然领袖否，陶君与孙文因何生隙？

以上种种，系余作此文之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