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铁良，这位清廷能吏，终究被一个积重难返的专制政权，不分远近亲疏一并吞噬，其心迹如何，已不可知，耐人寻味的是他墓志铭对此事的记载——“噎娼者以公门墙严峻，妨害其营私；憎恶者以公体性忠纯，不与之朋比。于是机牙四出，钓谤飞谋，足使机隍不安，退出枢府。”将被免原因归于犯了小人。
摄政王载沣 来源：中国周刊
本文摘自《中国周刊》 作者：周昂 原题为：铁良：能吏之殇
1912年2月12日，清廷颁布退位诏书，长达267年的统治告一段落。
然而，从帝制到共和的转身，并非一纸诏书那么简单。自清帝逊位那天起，一批满族旧臣就暗中致力于恢复前朝旧制。其中，一位名叫铁良的前清大员屡屡现身，张勋复辟时，他是溥仪的弼德院顾问，筹划“伪满洲国”，他亦参与了活动。不过昔日的荣光已不可寻，正如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报纸上介绍前清遗老们复辟活动时的标题，“满梦匪势猖獗”——不管谁登基，人们已经不需要皇帝了。
目睹人人喊打的情形，不知铁良会不会忆起当年他代表朝廷南巡的一段往事。那时的铁良，风光无两。
铁良南下
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下诏招抚义和团，一口气向十一国宣战，其结果众人皆知：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携光绪仓皇西逃。
另一件令慈禧大跌眼镜的事是，下诏后五天，以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盛宣怀为代表的东南各省督抚，违背中央政府指令，非但不同列强开战，反而与各国领事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史称“东南互保”。千疮百孔的大清已全然没有了威信，这让老佛爷始终耿耿于怀。
1903年12月，清廷应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建议，设立了全国新军编练领导机关“练兵处”，令庆亲王奕劻总理，袁世凯会办，铁良以户部侍郎的身份“襄办”。显然，清廷此举除了强军，更有收缴地方督抚兵权的深意。
练兵就需要大笔经费，袁世凯的直隶拿不出来。于是，清廷决定向各省摊派，号召“各督抚务须不分畛域，共济艰难。”另据盛宣怀在京师的眼线报告：“慈圣（慈禧）对练兵一事非常着急，因筹款事几至寝食俱废。”
但是，地方势力经营多年，财务多已自成一体。指望地方主动“割肉”毫无可能，朝廷必须有人亲自出马推动此事。
铁良就是执行这项急务的上好人选。
从履历上看，铁良并没有多少引以为傲的家史可以炫耀。他1863年出生，为镶白旗人。祖父曾为江西吉安知府，但是随着祖父和父亲的相继去世，家境败落，最贫苦时一度断炊，铁良之母曾命其拿三方旧砚台出外售卖，终日未得一钱。无奈之中，铁良只得放弃科举，自研财经、军事，后来从神机营月薪一两的“书手”干起，历任通政司参议、大理寺少卿、户部侍郎等，最高做到了陆军部尚书，可谓一步一个脚印。
没有显赫背景而能步步高升，自然是因为其能力确有过人之处。据载，无论对于贸易、税收，还是陆海军建制、训练等，铁良“皆深研之而沿窥其奥秘”。根据美国驻南京副领事Gracey的说法，铁良是一位“能干、头脑清楚、聪明敏锐、性格果断”的强势官员。
更可用的是，他一向是“满人中深于种族之见者”，坚定维护朝廷旧制。据说，铁良执掌陆军部时，有某司员汇报公务，说了当下最时髦的词汇“改良”，铁良立即问：“你刚才说什么？”该司员“惧而谢罪”。
1904年7月17日，朝廷颁布谕旨，令铁良南下考察江南制造局移厂一事，“顺道将各该省进出款项，及各司库局所利弊，逐一查明，并行具奏。”显然，后一句话才是重点。
地方对其用意也心知肚明。在铁良的第一站上海，当地的《警钟日报》便以《民穷财尽何以堪此》为题，指责铁良此行是为了“收括东南之财富以供北京政府之挥霍”。两江总督魏光焘还指示手下迅速造假清册，弥补亏空。看上去，铁良此行难度不小。
事实证明，担心是多余的。
8月20日，铁良离京，先后前往上海、苏州、南京、芜湖、武昌等地，至次年年初返京时，八个省份最重要的财政来源“土膏捐税”已被铁良收归中央；张之洞、魏光焘等督抚的勇营武装，或被改编或被解散；江南制造局的大笔经费及用人权亦被铁良夺走。至此，地方势力大为削弱，中央实力一时猛增。回京后，铁良复奏折文长达万言，详明切实，慈禧太后大为赞赏。
不过，更多的人，对这个清廷能吏切齿痛恨。1905年2月，铁良南下任务完成，北返回京，路过河南安阳，因天色已晚，火车不能行走，铁良下车乘轿前往城中的行馆休息。途中，革命党人王汉突然奔向轿前，向轿内连开三枪，可均未击中铁良，随后跳井自杀。
但是，革命党并不是铁良最大的威胁，劲敌才刚刚浮出水面。
铁良的劲敌
1895年的袁世凯，心情想必不错。
这一年，甲午战争以中国惨败收场。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马关签订合约后，与伊藤博文、陆奥宗光闲谈。李鸿章抚今追昔，一声长叹：“人才难得啊！”伊藤博文听后问：“袁世凯现任何事？”李鸿章：“小差事，无足轻重。”伊藤博文说：“像袁世凯这样的人才，竟然无足轻重，难怪没有人才啊！”
后来，袁世凯在给其兄的信中颇为得意地写道：“弟自韩归国，除二三挚友外，余都白眼相加。自中外报纸记载伊藤与爵帅一席谈，一般大人先生见之，咸以青眼相加。”
早年以通商大臣暨朝鲜总督身份驻朝鲜时，袁世凯几乎以一人之力多次抵制住了日本势力的渗透。对于日暮西山的大清来说，思想新派、智略过人的袁世凯无疑是最迫切需要的人才，对此，吃了不少苦头的日本人显然看得清楚。
同样清楚的还有荣禄。
甲午战争末期，面对战局，清廷已然意识到编练新军的重要。1894年11月，清廷下令成立“督办军务处”承办此事，步军统领荣禄是三个会办之一。1895年9月，袁世凯在京见到了荣禄，据他本人回忆，当时荣禄正在物色编练新军的人物，便详细咨询他最新外国兵制，袁世凯即以德国陆军制度详细答之。荣禄听了非常高兴，立即把他推荐给李鸿章，两人遂合奏于光绪。光绪随即亲自召见了袁世凯，并下令由他督练新建陆军。
新建陆军原本是李鸿章的幕僚胡燏棻督办的，位于天津小站。袁世凯接替胡燏棻到任后，将其打造得有声有色。七千人马，清一色普鲁士军装，煞是精神。全军一律习新式洋操，根据德国陆军条例、条令进行训练。士兵年龄需在二十到二十五岁，力气要能平托一百斤，走路要一小时走二十里。装备也均是最新式的德国武器。同时，袁世凯制定了严格的军纪，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曾有一个军官躲在田地里吸食鸦片，被袁世凯发现，尽管这个军官跪地求饶，但袁世凯依然拔出佩刀，当场手刃了此人，此事一时震动全军。从此，再无人敢在军中吸食鸦片。一番举措下来，新建陆军成了帝国最具战斗力的部队。
袁世凯尤为注重在军中培植个人势力。他先后物色来了北洋武备学堂优秀毕业生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找来了正在丁忧的老相识、翰林院编修徐世昌，还有唐绍仪、王英楷等等，均委以要职，引为亲信。这批人后来都跟随袁世凯步入民国时代，显赫一时。还有一种夸张的说法是，每天上下操集合时将领都要问士兵：“咱们吃谁的饭？”士兵齐声回答：“咱们吃袁宫保的饭！”官长又问：“咱们应该为谁出力？”士兵又齐声口答：“咱们替袁宫保出力！”
1902年，袁世凯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和练兵大臣，在保定编练北洋常备军，辛亥革命时为世人侧目的“北洋六镇”即从此孕育。这支部队的主要将领，几乎都是小站练兵时期袁世凯的嫡系军官。
袁氏势力扩张，满族亲贵当然有所警觉。1896年5月，御史胡景桂就在指使下弹劾袁世凯“徒尚虚文，营私蚀饷，性情妄谬，为害一方”。清廷遂派荣禄去小站调查。但是，深知袁世凯可用的荣禄不但给袁世凯洗刷了罪名，还称赞袁世凯是“不可多得之员”。
及至1903年庆亲王奕劻接替荣禄入主军机处，袁世凯大肆行贿。这位素有贪名的王爷立即成了袁世凯的保护伞。末世大清，已经没人能阻挡这个强人的崛起了。
不过，南下归来的铁良，显然不这样想。
袁铁之争
袁世凯并非不懂得避嫌，相反，为打消满人的疑心，他绞尽了脑汁。
北洋军建立后，袁世凯特意保奏铁良为京旗常备军翼长，参与训练新军，以示讨好满人之意。就连练兵处“襄办”，也是袁世凯保奏铁良当上的。时人一度视铁良为“袁之爪牙”。
但是，袁世凯不知道，铁良心中另有一套想法。“比朝眷日隆，乃思夺世凯之权，谓海外党人排满之说甚炽，以汉人久握军事大权，甚非慎固根本之计也。”尤其当铁良南下归来，发现筹来的军饷，多被练兵处会办袁世凯用来充实北洋军后，遏制其进一步扩张，便成了铁良的要务。
还是从粮饷发放开始。
1905年，铁良就任户部尚书，随即着手从财务上对北洋军“钩稽精核”，使得北洋粮饷捉襟见肘。同时，铁良开始在军中培养自己的势力，他依靠留日归来的多尔衮后代良弼联络士官学生，与袁世凯嫡系倾轧。对此，袁世凯大为不满。
1906年春夏之交，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纷纷回国。8月26日，清廷召开御前会议，讨论立宪事项，在这次会上，关于立宪缓急，铁良和袁世凯又发生了一场争论。铁良无法反对已成共识的立宪潮流，但坚决反对袁世凯期待的“急进”，在他看来，主张设立大权独揽的“责任内阁”，还想担任副总理大臣的袁世凯，野心已昭然若揭。用铁良一句直白的话说：“如乃公所谓立宪，实与立宪本旨不合”，“立宪非中央集权不可，实行中央集权非剥夺督抚兵权财权、收揽于中央政府则又不可。”
最重要的还是维护满人政权，这是铁良贯彻终身的信条，而这显然也最对朝廷的胃口。
袁世凯此时简直恨透了铁良。随后觐见慈禧，袁世凯联合奕劻参了铁良一本：“若不去铁，新政必有阻挠。”结果弄巧成拙，西太后本来已经拟旨，不让铁良等“反对派”再参加御前会议，但袁世凯的表现，让她马上改变了主意，将此旨留中不发。铁良转危为安，贴上“野心家”标签的袁世凯却成了众臣攻击的对象。据说，在一次会议上，醇亲王载沣甚至掏出手枪直抵袁世凯胸前大声说：“尔如此跋扈，我为主子除尔奸臣！”经奕劻劝解，方才作罢。
1906年11月，清廷颁布上谕，设陆军部，一切军务均归其管辖，任命铁良为该部尚书。袁世凯大势已去，只得主动交归北洋六镇中的四镇。次年，袁世凯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明升暗降，失去了最后的军权。
袁铁之争，铁良已占了上风。但最大的受益者，无疑是清廷。曾担任铁良幕僚的恽宝惠曾一语道破天机，“铁良敢于这样做，仍由于宫廷之主持。慈禧太后之为人，阴鸷而多智谋，对满汉大臣能恩威并用，权不旁落，绝非一般妇女所能及。”
无论是袁世凯还是铁良，都是慈禧的棋子。
一件小事颇能说明朝廷对铁良的真实态度。铁良担任户部尚书时，西太后命他兼任税务督办，铁良禀奏道：才力不及，事难兼顾，请收回成命。先前对铁良“大为赞赏”的西太后大怒，厉声责问道：“汝以一笔帖式在神机营当差，因看汝尚能办事，施恩拔擢，以至今职。汝本无才力，何言不及，乃亦效汉员之浮文虚让，以邀时誉，殊太不知好歹！”随后还令奕劻拟旨将铁良罢免，直至气消才作罢。当时铁良面无人色，一口一个“奴才糊涂”——事实上，从神机营书手到陆军部尚书，为满人“排袁”集权，居功至伟的铁良，从未改变过“奴才”的身份。
而且，铁良愈为朝廷集权，愈没有翻身的余地。
前朝梦忆
1908年11月，光绪和慈禧太后相继离世，三岁的溥仪登基，执掌大清的，变成了其父载沣。
载沣有足够的理由恨袁世凯。一些民间演义中，光绪临终之前向这位手足兄弟托付的唯一心愿，就是杀掉当年“戊戌变法”的告密者袁世凯，载沣满含热泪，答应为光绪“报仇”。实际上，一些史家认为，即便没有这层私人恩怨，载沣除掉袁世凯也势在必行，当时“内外军政，皆是袁之党羽。”袁氏不去，对大权始终是个威胁。老大帝国风雨飘摇，载沣能信任的人，实在不多。
1909年1月，载沣以“足疾”为由，令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开缺回籍。原本载沣是想杀掉袁世凯了事，奈何奕劻、张之洞等重臣以北洋军可能起事为由，竭力求情，载沣才打消了决定。
对袁世凯去职，铁良自然欢喜。恽宝惠回忆道，“及太后既死，袁又被逐，铁始心安。”
铁良不会想到，这个消息同样意味着，他也走到了尽头。
恽宝惠回忆道：“当时载涛、毓朗想握军权，以铁为军事熟手，一切仗其指导协助。亦惟其是军事熟手，所以不能不加以忌嫉。”根红苗正的良弼此时也不满屈居铁良之下，每每离间皇叔载涛与铁良的关系。袁世凯走了，铁良成了皇室宗亲们下一个瞄准的目标。
而对于末世大清的一套潜规则，素来“不阿权要”的铁良又显然没有袁世凯在行。一个透着悲凉的故事是，铁良曾一度想拉拢庆亲王奕劻，便像模像样地在其生日时送以万金，不料收了袁世凯无数贿赂的奕劻颇有些嘲讽地问道：“此不是来开玩笑乎？”毫不买账。
由此，相对于罢免“祸患”袁世凯时遇到的阻力，朝廷除掉忠臣铁良反倒顺畅得多。1909年夏，朝廷突然先将铁良的禁卫军训练大臣免去。1910年2月，又将其陆军部尚书罢免。铁良闲居在家一年后，朝廷又担心他暗通北洋军，将他外放南京，担任了江宁将军这个闲差。
至于铁良的继任者，新任陆军部尚书荫昌，之前竟然从未带过军队。但正是这样，皇室对其十分放心，认为“遇事不致掣肘”。
铁良，这位清廷能吏，终究被一个积重难返的专制政权，不分远近亲疏一并吞噬，其心迹如何，已不可知，耐人寻味的是他墓志铭对此事的记载——“噎娼者以公门墙严峻，妨害其营私；憎恶者以公体性忠纯，不与之朋比。于是机牙四出，钓谤飞谋，足使机隍不安，退出枢府。”将被免原因归于犯了小人。
小人何来？终其一生，铁良浑然不知。他从未怀疑过的两个字，便是“君臣”。
1911年5月，清廷“皇族内阁”出台，形势急转直下。1911年10月10日，武昌一声枪响，革命终成洪流。不到两个月，全国十余个省份宣布独立。铁良闻讯“惊骇跳号，泪尽血出”，悲叹“夫何济哉！夫何济哉！”随即指挥清军镇守南京，后被革命军击败溃逃。此前，朝廷命荫昌率北洋军开赴湖北，然而与袁世凯藕断丝连的北洋军却不听号令，荫昌束手无策。无奈之下，载沣只得重新起用袁世凯。但帝国已然进入了倒计时。
1912年1月，铁良加入了旨在反对南北议和、反对清帝退位、反对起用袁世凯的满族亲贵组织“宗社党”。他们一方面致信袁世凯，声称要与他“同归于尽”，一方面准备由铁良带军南下与革命党决一死战。然而，随着1月26日“宗社党”领袖良弼遇刺，时局已不可逆转。
1912年2月12日，清廷颁布退位诏书，宗社党党徒纷纷出京。铁良寓居天津租界内，开始了漫长的复辟活动，只是一切唯有徒劳。1938年，76岁的铁良病逝于天津，他的墓碑上刻着“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建威将军前江宁将军予谥庄靖满洲穆尔察公墓志铭”，依旧是昔日的头衔。此时，大清已经终结了26年，他的老对手袁世凯也已经死了22年，时局的热点，早已换成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
——最终，铁良留给民国世界的，不过是前朝梦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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