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而为了筹集新政所需资金，各种捐税在晚清最后十年里可说是多如牛毛。使民众不仅未能从新政中得到任何实惠，反倒饱受其苦。

铁良 资料图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专稿

1904年，名不见经传的户部侍郎铁良奉旨南下，表面的使命根据1904年7月17日谕旨，是考察移建新厂问题，而“顺道”考察各省“财政利弊”。（前据张之洞等奏江南制造局移建新厂一折。制造局厂关系紧要，究竟应否移建，地方是否合宜，枪炮诸制若何尽利？著派铁良前往各该处详细考求，通盘筹画，据实复奏。并顺道将各该省进出款项，及各司库局所利弊，逐一查明，并行具奏……该侍郎务须破除情面，实力办理，以副委任。）

但事实上清政府派铁良南下的真实目的，地方心知肚明。在铁良南下的第一站上海，当地的《警钟日报》便以《民穷财尽何以堪此》为题，指责铁良此行是为了“收括东南之财富以供北京政府之挥霍”。

然而自太平天国运动以来，清政府为剿灭起义军，将之前牢牢掌握住的军权、财权下放地方。使得地方势力大涨，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以及八国联军侵华事件，特别是八国联军侵华时，地方督抚们搞出的东南互保，地方督抚们搞出的东南互保，公然斥责往昔神圣不可侵犯的“圣旨”是“伪诏”。被很多人看做是清中央政府虚弱不堪的标志。

时任两江总督的魏光焘也是这么看的：魏光焘，湖南邵阳县金潭乡人。少年时加入曾国藩兄弟组建的湘军。在甲午战争时期，随刘坤一北上东北与日军血战。牛庄一战，魏光焘曾指挥湘军与日军肉搏，一直指挥在最前线。甲午战争后，他先后被任命为江西布政使、云南巡抚、陕西巡抚、陕甘总督、云贵总督，1903年任两江总督。另外，在03年的苏报案中，魏光焘极力主张将章太炎、邹容自上海引渡回南京，明正典刑。

从魏光焘的经历可以看出，相比铁良，他称得上功勋老臣，而且还是晚清最大的地方实力派湘军系领军人物。他有资格不把清政府放在眼中，事实上也是如此。

他在1903年到任时就公然违反清政府关于军政划一的指示，公然派家人在湖南招募了3000乡勇，并交由自己亲属统领。而在铁良南下后，还指示两江总督管辖下的各省藩司（相当于副省长兼财政厅厅长）迅速造假清册，弥补亏空，以为敷衍。在魏光焘看来，铁良这次南下会和之前清政府集权努力一样，化为乌有。

可事实却出乎魏光焘预料，铁良1903年7月19日到达上海，7月22日清政府就下达上谕，将魏光焘调任闽浙总督。（一年后被铁良弹劾去职。）于是湘军系盘踞江南40年的历史正式结束。

携拿下魏光焘的余威，铁良毫不费力就从时任湖光总督张之洞手中拿走了江南制造局的主导权，并将张之洞与魏光焘准备筹办新厂的80余万两结余收归中央。并且从江南以及湖广搜刮到现银475万两。至此，清中央政府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使地方督抚毫无还手之力。铁良准备乘热打铁，将地方最为重要的财源：土膏捐税收归中央。但是，这一次，地方督抚们就不在束手就擒了，满汉督抚们就这个问题和代表中央的铁良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斗争。

清末关于鸦片的分类和称谓比较复杂，“土药”、“土膏”、“灯膏”等，时常出现于报章杂志及官员奏折中。土膏捐税里的“土膏”，是土药及其所熬烟膏的合称，在清末官员的行文中，“土膏统捐”的含义就是对土药和烟膏进行一次性合并征收的税捐。

土膏“统捐”的由来与晚清厘金制度和税章混乱有关。至于土膏“统捐”，简单来说就是把之前多次重复征收的税费变为一次性征收。这样做减少了流通环节的损耗，非常有利于商品流通。因此，湖广才一开征收益就超出了之间预计的30%。而后湖广总督张之洞把这项政策扩大到了湘、鄂、赣、皖四省，与此同时，两广也在进行统一土膏捐税的行为，收益同样令地方官员满意。

而铁良的建议无非就是打通两广和苏闽四省，把之前的四省土膏捐税变为八省捐税。但之所以地方督抚无论满汉都不惧清政府中央拿下魏光焘的事实，群起与中央争辩；原因在于，铁良要把捐税的收入收归中央。

铁良的办法是“此项收款均照二十九年收数作为各省定额，由宜局合收分解，溢收之数零款存储，听候拨用。如此，则商民可免沿途苛累，于各省进项亦复无损丝毫，而国家有此进款似于大局不无裨益……”。也就是说把各省本来可以不断增长的收入变成了定额税，而且还以各省才开始办土膏捐税统一，成绩不显的1902年为定额。

众所周知，自太平天国运动以来，清中央政府与地方在税收上一直是地方给中央一个固定款数，而结余则归地方督抚自行支配。但是在庚子国变后，各省要分担庚子赔款，（以湖北为例。它承担的庚子赔款数额为每年120万两）。外国商品几乎等于免税，地方财源相当枯竭。而土膏捐税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则是一笔可以不断上涨的活钱。按照当时外国公使的统计，八省土膏捐税数额达1700万两—6700万两白银。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估计每年为4500万两。

本来这笔钱是地方拿大头的，但铁良建议把八省土膏捐税收归中央后，用当时外国人的说法“（八省土膏统捐）的根本原则厥为土药税收悉由北京的中央政府从省当局拿走，并由中央承办。各省收到相当的固定款数，中央则获得其结余，而不是像中国的通则那样，中央政府仅从各省收受一固定款数。”（英国驻宜昌领事馆员H.A.Ottewill）这笔钱大部分被中央拿走。

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何以张之洞为首的地方督抚软磨硬抗反对铁良“八省土膏捐税收归中央”的提议了。根据统计，明确上奏折反对的除了张之洞外，还有湖北巡抚端方、云南巡抚李经羲、两广总督岑春煊、四川总督锡良等人。

当然，经过中央与地方几次博弈，以及中央对地方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后，最后土膏捐税还是收归了中央。清政府也终于掌握到了一笔巨额款项。

1904年铁良南下与地方争财源，表面看是中央搜刮地方，深层次原因是新政实在太花钱了。

清末推行新政的时机并不算好，仅“庚子国变”所闹下的巨额赔款，已足以令清廷喘不过气来。但是，在“不变亦亡、亡国亡种”的压力下，清廷为推行新政，也只能以“赤字财政”作为代价。

据周育民在《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一书中的统计，1903年清廷的财政收入为10492万两，支出为13492万两，当年赤字3000万两；到了1910年，累计的赤字已达8000万两，而后一年（1911年）的预算收入为29696万两，预计支出为33865万两，当年的预计赤字就高达4000万两，如果加上历年的累积赤字，几乎占到了当年预算收入的一半。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清廷最后十年的财政收入有了极大幅度的增长，但支出的数额却更大。

随着清末各项新政的逐次铺开，财政支出的日益扩大，整个帝国的财政情况仍不容乐观。在清末十年中，中央财政赤字已经是见惯不怪，各省财政状况也大多是出大于入，譬如1909年，奉天（今沈阳）岁入580万两、岁出940万两；吉林岁入180余万两、岁出450万两；黑龙江岁入90万两、岁出200万两；山东每年亏空150余万两等。在财政匮乏的各省中，支大于收在百万两以上的有贵州、江苏、安徽、福建、广西、湖南、云南、江西、湖北、四川十省（彭雨新：《辛亥革命前清王朝财政的崩溃》）。严重的财政赤字，使得各省督抚们在谈及财政问题时无不摇头叹息，“支绌”二字几乎成为他们的口头禅。

清廷及地方各省为推行新政而征敛无度，进而导致民生日困，清末山西巨人刘大鹏在《退想斋日记》对本省滥增税费的情况大发感慨：“阅邸报及晋报，当时要政只以富强为尚，而大小臣工莫不讲求利权，向民间搜刮财利，修铁路，开矿务，加征加税，不一而足，民心离散，并不顾虑”（1902年12月9日）；“现在捐款甚多，广东捐及妓院，谓之保良捐，广西捐及赌局捐。”

而为了筹集新政所需资金，各种捐税在晚清最后十年里可说是多如牛毛。使民众不仅未能从新政中得到任何实惠，反倒饱受其苦。由于清末“民生已极凋敝，加以各省摊派赔款，益复不支。剜肉补疮，生计日蹙？各省督抚因举办地方要政，又复多方筹款，几同菏泽而渔。”这样导致“以前不办新政，百姓尚可安身，今办自治巡警学堂，无一不在百姓身上设法”。

正如时论所道：“夫今日上官之督责文书，以责成其僚属也，但曰举办新政；僚属之奔走喘汗，以报最于上官也，但曰举办新政。考成所关，悉在于是。敝精费神，曾无实效。涂泽粉饰，上下相蒙，而吏治之清浊，民生之舒惨，置之不复过问。不肖之吏，且假非驴非马之新政，以肆其狼贪羊狠之私谋，驱其民而纳之罟攫陷阱之中，以至激成大变，则饰说以欺蒙上官，巧辞以自为解免。即得处分，罢官而止矣；钻营夤缘，旋即开复。”

核心提示：而为了筹集新政所需资金，各种捐税在晚清最后十年里可说是多如牛毛。使民众不仅未能从新政中得到任何实惠，反倒饱受其苦。

铁良 资料图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专稿

1904年，名不见经传的户部侍郎铁良奉旨南下，表面的使命根据1904年7月17日谕旨，是考察移建新厂问题，而“顺道”考察各省“财政利弊”。（前据张之洞等奏江南制造局移建新厂一折。制造局厂关系紧要，究竟应否移建，地方是否合宜，枪炮诸制若何尽利？著派铁良前往各该处详细考求，通盘筹画，据实复奏。并顺道将各该省进出款项，及各司库局所利弊，逐一查明，并行具奏……该侍郎务须破除情面，实力办理，以副委任。）

但事实上清政府派铁良南下的真实目的，地方心知肚明。在铁良南下的第一站上海，当地的《警钟日报》便以《民穷财尽何以堪此》为题，指责铁良此行是为了“收括东南之财富以供北京政府之挥霍”。

然而自太平天国运动以来，清政府为剿灭起义军，将之前牢牢掌握住的军权、财权下放地方。使得地方势力大涨，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以及八国联军侵华事件，特别是八国联军侵华时，地方督抚们搞出的东南互保，地方督抚们搞出的东南互保，公然斥责往昔神圣不可侵犯的“圣旨”是“伪诏”。被很多人看做是清中央政府虚弱不堪的标志。

时任两江总督的魏光焘也是这么看的：魏光焘，湖南邵阳县金潭乡人。少年时加入曾国藩兄弟组建的湘军。在甲午战争时期，随刘坤一北上东北与日军血战。牛庄一战，魏光焘曾指挥湘军与日军肉搏，一直指挥在最前线。甲午战争后，他先后被任命为江西布政使、云南巡抚、陕西巡抚、陕甘总督、云贵总督，1903年任两江总督。另外，在03年的苏报案中，魏光焘极力主张将章太炎、邹容自上海引渡回南京，明正典刑。

从魏光焘的经历可以看出，相比铁良，他称得上功勋老臣，而且还是晚清最大的地方实力派湘军系领军人物。他有资格不把清政府放在眼中，事实上也是如此。

他在1903年到任时就公然违反清政府关于军政划一的指示，公然派家人在湖南招募了3000乡勇，并交由自己亲属统领。而在铁良南下后，还指示两江总督管辖下的各省藩司（相当于副省长兼财政厅厅长）迅速造假清册，弥补亏空，以为敷衍。在魏光焘看来，铁良这次南下会和之前清政府集权努力一样，化为乌有。

可事实却出乎魏光焘预料，铁良1903年7月19日到达上海，7月22日清政府就下达上谕，将魏光焘调任闽浙总督。（一年后被铁良弹劾去职。）于是湘军系盘踞江南40年的历史正式结束。

携拿下魏光焘的余威，铁良毫不费力就从时任湖光总督张之洞手中拿走了江南制造局的主导权，并将张之洞与魏光焘准备筹办新厂的80余万两结余收归中央。并且从江南以及湖广搜刮到现银475万两。至此，清中央政府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使地方督抚毫无还手之力。铁良准备乘热打铁，将地方最为重要的财源：土膏捐税收归中央。但是，这一次，地方督抚们就不在束手就擒了，满汉督抚们就这个问题和代表中央的铁良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斗争。

清末关于鸦片的分类和称谓比较复杂，“土药”、“土膏”、“灯膏”等，时常出现于报章杂志及官员奏折中。土膏捐税里的“土膏”，是土药及其所熬烟膏的合称，在清末官员的行文中，“土膏统捐”的含义就是对土药和烟膏进行一次性合并征收的税捐。

土膏“统捐”的由来与晚清厘金制度和税章混乱有关。至于土膏“统捐”，简单来说就是把之前多次重复征收的税费变为一次性征收。这样做减少了流通环节的损耗，非常有利于商品流通。因此，湖广才一开征收益就超出了之间预计的30%。而后湖广总督张之洞把这项政策扩大到了湘、鄂、赣、皖四省，与此同时，两广也在进行统一土膏捐税的行为，收益同样令地方官员满意。

而铁良的建议无非就是打通两广和苏闽四省，把之前的四省土膏捐税变为八省捐税。但之所以地方督抚无论满汉都不惧清政府中央拿下魏光焘的事实，群起与中央争辩；原因在于，铁良要把捐税的收入收归中央。

铁良的办法是“此项收款均照二十九年收数作为各省定额，由宜局合收分解，溢收之数零款存储，听候拨用。如此，则商民可免沿途苛累，于各省进项亦复无损丝毫，而国家有此进款似于大局不无裨益……”。也就是说把各省本来可以不断增长的收入变成了定额税，而且还以各省才开始办土膏捐税统一，成绩不显的1902年为定额。

众所周知，自太平天国运动以来，清中央政府与地方在税收上一直是地方给中央一个固定款数，而结余则归地方督抚自行支配。但是在庚子国变后，各省要分担庚子赔款，（以湖北为例。它承担的庚子赔款数额为每年120万两）。外国商品几乎等于免税，地方财源相当枯竭。而土膏捐税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则是一笔可以不断上涨的活钱。按照当时外国公使的统计，八省土膏捐税数额达1700万两—6700万两白银。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估计每年为4500万两。

本来这笔钱是地方拿大头的，但铁良建议把八省土膏捐税收归中央后，用当时外国人的说法“（八省土膏统捐）的根本原则厥为土药税收悉由北京的中央政府从省当局拿走，并由中央承办。各省收到相当的固定款数，中央则获得其结余，而不是像中国的通则那样，中央政府仅从各省收受一固定款数。”（英国驻宜昌领事馆员H.A.Ottewill）这笔钱大部分被中央拿走。

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何以张之洞为首的地方督抚软磨硬抗反对铁良“八省土膏捐税收归中央”的提议了。根据统计，明确上奏折反对的除了张之洞外，还有湖北巡抚端方、云南巡抚李经羲、两广总督岑春煊、四川总督锡良等人。

当然，经过中央与地方几次博弈，以及中央对地方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后，最后土膏捐税还是收归了中央。清政府也终于掌握到了一笔巨额款项。

1904年铁良南下与地方争财源，表面看是中央搜刮地方，深层次原因是新政实在太花钱了。

清末推行新政的时机并不算好，仅“庚子国变”所闹下的巨额赔款，已足以令清廷喘不过气来。但是，在“不变亦亡、亡国亡种”的压力下，清廷为推行新政，也只能以“赤字财政”作为代价。

据周育民在《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一书中的统计，1903年清廷的财政收入为10492万两，支出为13492万两，当年赤字3000万两；到了1910年，累计的赤字已达8000万两，而后一年（1911年）的预算收入为29696万两，预计支出为33865万两，当年的预计赤字就高达4000万两，如果加上历年的累积赤字，几乎占到了当年预算收入的一半。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清廷最后十年的财政收入有了极大幅度的增长，但支出的数额却更大。

随着清末各项新政的逐次铺开，财政支出的日益扩大，整个帝国的财政情况仍不容乐观。在清末十年中，中央财政赤字已经是见惯不怪，各省财政状况也大多是出大于入，譬如1909年，奉天（今沈阳）岁入580万两、岁出940万两；吉林岁入180余万两、岁出450万两；黑龙江岁入90万两、岁出200万两；山东每年亏空150余万两等。在财政匮乏的各省中，支大于收在百万两以上的有贵州、江苏、安徽、福建、广西、湖南、云南、江西、湖北、四川十省（彭雨新：《辛亥革命前清王朝财政的崩溃》）。严重的财政赤字，使得各省督抚们在谈及财政问题时无不摇头叹息，“支绌”二字几乎成为他们的口头禅。

清廷及地方各省为推行新政而征敛无度，进而导致民生日困，清末山西巨人刘大鹏在《退想斋日记》对本省滥增税费的情况大发感慨：“阅邸报及晋报，当时要政只以富强为尚，而大小臣工莫不讲求利权，向民间搜刮财利，修铁路，开矿务，加征加税，不一而足，民心离散，并不顾虑”（1902年12月9日）；“现在捐款甚多，广东捐及妓院，谓之保良捐，广西捐及赌局捐。”

而为了筹集新政所需资金，各种捐税在晚清最后十年里可说是多如牛毛。使民众不仅未能从新政中得到任何实惠，反倒饱受其苦。由于清末“民生已极凋敝，加以各省摊派赔款，益复不支。剜肉补疮，生计日蹙？各省督抚因举办地方要政，又复多方筹款，几同菏泽而渔。”这样导致“以前不办新政，百姓尚可安身，今办自治巡警学堂，无一不在百姓身上设法”。

正如时论所道：“夫今日上官之督责文书，以责成其僚属也，但曰举办新政；僚属之奔走喘汗，以报最于上官也，但曰举办新政。考成所关，悉在于是。敝精费神，曾无实效。涂泽粉饰，上下相蒙，而吏治之清浊，民生之舒惨，置之不复过问。不肖之吏，且假非驴非马之新政，以肆其狼贪羊狠之私谋，驱其民而纳之罟攫陷阱之中，以至激成大变，则饰说以欺蒙上官，巧辞以自为解免。即得处分，罢官而止矣；钻营夤缘，旋即开复。”

核心提示：这些北洋军官大多毕业于测绘学堂等军事学校，故工作颇有成效，其中就有后来成为直系军阀头目的吴佩孚，他原是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军官，参加日军的谍报活动后，几次进出东北，工作深受好评……

本文来源：中华文史网，作者：喻大华，原题：《日俄战争期间清政府“中立”问题研究》

日俄战争时吴佩孚曾为日军密探后获日军勋章

1903年11月底，日本参谋本部派遣曾做过北洋军教官的日军大佐青木宣纯以使馆副武官的身份紧急来华，与袁世凯面商日中联合组织情报机构和招募东北“马贼”等事宜。

1903年底，青木宣纯与袁世凯就谍报合作达成一致，袁从北洋军中挑选数十名精干士官，与其组成了联合侦探队。这些北洋军官大多毕业于测绘学堂等军事学校，故工作颇有成效，其中就有后来成为直系军阀头目的吴佩孚，他原是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军官，参加日军的谍报活动后，几次进出东北，工作深受好评，其间曾被俄军俘获，但拒不招供，被判死刑后跳车逃生，战后晋升上尉军衔，日军授予其勋章。

同时，直隶总督府每天还将东北和蒙古的情报通过袁世凯的日本顾问坂西利八郎转交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另外，日军在山东烟台的情报工作也得到了袁世凯及其北洋军的支持。

清军为日本特工提供炸药支持

清军为日军“特别任务班”袭扰俄军的活动提供了炸药、经费等援助。战争期间，日本以北京为根据地，由使馆副武官青木宣纯联系在华浪人、特务及少量中国人，组织了“特别任务班”。其成员打扮成汉、蒙族人模样，从北京出发，深入中国东北、俄国西伯利亚各地，担负破坏交通、通讯、辎重等任务。

1939年，一名幸存的特别任务班第四班成员回忆，他们在执行破坏铁岭、昌图铁路任务时，在辽西得到了率军防守中立区的直隶提督马玉崑的帮助。马玉崑为其提供了“大量的炸药”，几千两白银的活动经费，双方还约定了暗号，以便特别任务班成员在遇到危急情况时能遁入清军兵营获得庇护。马还承诺派遣军官协助其招募马贼等。

当时，双方对此均讳莫如深，一般东北官员也不知详情，直到三十余年后事过境迁，关东军和伪满洲国政府对此做了表彰和纪念，从而客观上揭露了这一秘密。

清朝军队直接参与到对俄军的袭击

自日俄战争爆发，清军陆续调往奉天者达2万余人，他们目睹侵略军蹂躏东北，激于民族大义，加之日人拨弄，抗俄情绪十分高涨。至于地方团练，其职责主要是保卫乡里，值此家乡惨罹兵燹之际，自然不能置身事外。日俄战争刚刚爆发，就发生了“辽界吉东峪地方团练有助日剿俄之谣”。

1904年5月7日，俄军指责“兴京厅以南所扎之华队随同日人攻打俄人。”中国军事力量出现在日俄战争的战场，令清政府十分恐慌，所以极力否认，增祺当即要求俄军提供以下确切信息：“兴京厅以南驻扎之华队，究系某县所属，是何地名，带队官是何姓名，所带人数若干？”并表示：“须有确实凭证，不得以疑虑揣度之事，笼统言之。”

1904年12月28日，俄国公使向清政府外务部发出照会：“十一月十八日在太平岭有日军二百名并华人三百与俄军攻击，该华人编我各制军队，身穿号衣，上有中国团练第一、二、三之百人队字样，并在战场留尸七具为证。”清廷指定奉天当局调查，结果干脆以“遍查宽甸境内，并无太平岭地名”回复。

清朝南北督抚曾为日军筹集抚恤金

1904年5月中旬，日本陆军在东北奉天境内连战连捷，当然，伤亡也很大。尤其是九连城一战，“伤亡几及千人”。日本驻沪领事小田切向盛宣怀提出了由中国官商出资抚恤日军伤亡将士及其家属的要求。盛宣怀立即电请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端方，提出了一个由官府出钱的具体方案，他解释说：“若劝各省绅商协助，亦恐招摇，沪上红十字会捐款，系中西合办，又难提拨。鄙见只可密约数省，合筹一款，交小田切转送彼国，附奏抚绥，并嘱不登报纸。”

袁世凯、端方对此极表赞成。两广督抚岑春煊、张人骏也加入了谋划。即使在民间，赈济日本伤兵的活动也不罕见，郑观应等人在广州等地捐款组织赤十字社，准备治疗日本伤兵的活动，就是一例。

凤凰网历史专稿，作者：杨超

论及晚清政局，人们多以为清政府不肯改革，但事实情况是清政府一心一意谋改革、图发展，“庚子国难”后，清政府全面加快新政步伐。

但同革命一样，改革也不是请客吃饭，改革也需要大量的资金，这对于财政捉襟见肘的清政府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清朝施行新政后，财政收入每年都有增长，与之相应的是财政支出每年以更大幅度增长，为了推进新政的相关措施，清政府不得投入更多。但刚刚经历“庚子国难”的天朝，还需要承担巨大的战争赔款，走投无路的清王朝只能选择借贷和收回地方财权的方式，这必然引起地方势力不满。

钱成了晚清新政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缺钱使新政很难开展，地方势力也觉得自己权力被中央侵占，而期望的宪政迟迟没有进展，疾走的新政大跃进与蜗行的财政收入形成巨大反差，最终没钱的政府被自己发动的改革大跃进所吞没。

核心提示：王汉也担心自己家人受到牵连，故与胡瑛商议，决心先赴河南彰德火车必经站，等候铁良北上。二人携鹦鹉洲所藏手枪，赶赴彰德预备行刺。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专栏作者夏双刃赐稿

王汉原名寿慈，字竹庵，湖北蕲水（今浠水）人，光绪七年（1883年）生。其父、兄、姊夫皆为当地知名文士，受家庭影响，王汉自幼学习经史，旧学扎实。他的姊夫何焜阁是本县熊太晶的弟子，有姚江学的师承渊源，尤善治《易》，手中常持一卷。何焜阁还曾与黄冈何自新、熊十力等邻邑学人召集学会，进行学术交流，受其影响，王汉与何、熊二人结成莫逆之交。其实王家治《易》自有传统，早年曾有一位叫王经在的族人，精通周易、术数，战乱中为人指点逃难方向，十分灵验。事为胡林翼所闻，特意向他咨询兵事，亦分毫不爽。

胡帅要留他在幕，被他婉拒。王汉从何焜阁学《易》，亦颇有兴趣。曾感慨道：“《易》自有数理在，奈何竟流于术？”何焜阁认为大易需时义，王汉反问道：“人各需时，奈何。《需》之彖曰：‘利涉大川。’大川，险也。维涉险，然后可以济天下之险，故曰利也。”焜阁无以难之。又读“乾”卦“用九”之“群龙无首”句，妙解为：“人各自立，人各自主，即为群龙；天下不得有君，即是无首。”时熊十力、何自新在侧，与之相对大笑。他学《易》本属二程一脉，熊十力与何自新向他推荐王夫之（船山）著作。王汉读船山《周易内外传》之后，认为足以弥补程颐（伊川）的不足，不过对于伊川拘泥于躬行的特点，船山尚无根本性的突破。以上种种，均可见王汉的学识修养，而且他认为“学不厌难”，实在有着成为优秀学者的资质。

他的挚友熊十力日后成为一代名家，便是一个旁证。只是他痛感清政不纲，外侮日亟，乃推崇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决意匡济时艰。何焜阁曾往北京游历，携回不少新学书刊。王汉乃更知朝廷之愔弱茸阘，读到丧权辱国的章节，辄怒发冲冠，恨不能将祸国殃民者一一薙除。在这种情愫的刺激下，他为自己改名为潮，字怒涛。他尤其推崇谭嗣同的《仁学》，竟日与熊十力、何自新砥砺新学，引为同道。当时科举未废，三人貌似书生，却举止疯魔，颇遭乡人诟病。乃结伴赴武昌，开阔眼界，遂接触到《革命军》等革命书刊，渐生革命排满思想。他便又为自己改名为王汉，时时以光复汉室为念。

不久熊十力参军入伍，王汉、何自新则加入由张难先与胡瑛提倡发起的科学补习所，这是湖北最早的革命团体之一，所中人才济济，如宋教仁、刘静庵、吕大森、曹亚伯等，都是日后有名的革命党人。王汉与刘静庵最为知己，常抵掌纵谈，认为当前形势，革命须从两方面入手，一为组织秘密团体伺机起事，一为刺杀清廷要人令敌人胆寒。王汉倾向于后者，认为奋身行刺，行事较易且效果迅速，并表示愿意承担这一使命。光绪三十年（1904年），黄兴筹划长沙起义，科学补习所积极响应，拟于十月“万圣节”——即慈禧寿辰，两湖大小文武官员集中庆贺时，突然发难，一举歼之。

何自新负责赴荆州、宜昌一带联络会党，王汉则与胡瑛一起负责军械供应。不料湖南党人行事不密，被官府侦知。湖南巡抚陆元鼎大捕党人，并将科学补习所根由电告湖广总督张之洞。科学补习所被查禁后，王汉与胡瑛将枪械运至鹦鹉洲藏匿，人亦隐匿密室，激愤不已，乃欲行非常之举。适闻清廷为预备立宪，倚望江南财赋，充实内府，令户部尚书铁良以钦差大臣身份南下考察，已历江、浙、皖、赣而方抵鄂。王汉向刘静庵、胡瑛道：“革命空气何其岑寂，而天下之祸已亟，士大夫犹昏昏然无所知觉，如之奈何！今清廷重臣南下，将以百姓为奴，猜疑防范之心，无时或竟。我欲拼却一身，刺杀此獠，如何？”

鉴于刘静庵年老，终由王汉与胡瑛二人衔此使命。初拟行刺铁良于武汉，刘静庵认为如此则会影响未来在武昌起事的大局，应在省外行刺。王汉也担心自己家人受到牵连，故与胡瑛商议，决心先赴河南彰德火车必经站，等候铁良北上。二人携鹦鹉洲所藏手枪，赶赴彰德预备行刺。行前，王汉对新婚不足一个月的妻子高氏道：“夫妻原以恩义结合，君无负我，而我将以老母累君，若何？”高氏不知此行为永诀，以尽心奉侍相答。王汉大为所动，更不忍相告，只好留诗作别。二人到彰德后，铁良数日不至，胡瑛渐生退怯之意。王汉道：“我一人拼命即可，并不想累君俱死。君可别觅客栈，待我死后，为我收尸，并将我之死状遍告武昌同志，足矣。”

于是胡瑛退出，王汉独自承担起刺杀使命。不日铁良车到彰德，王汉早已携枪候于站内，见铁良下车，便举枪射击。然而王汉不谙射术，竟连发不中。警卫围追而来，王汉初曾逃出人群，终被追近，乃投道傍井中而死。铁良令彰德知府根究其事，于是发其尸于井中，得绝命书数千言。乃知其为排满除奸，愿以身殉，为天下倡。铁良得知，知其人为革命党，非地方之责，始收回成命。胡瑛闻讯，即假扮为商人，与彰德士绅交涉，辗转保出王汉尸体，草葬于当地。事后，胡瑛即回武汉，将王汉牺牲事状周知同志，众人悲恸万分，竟因此振奋精神，成立日知会，熊十力、何自新等均列名会员。胡瑛则东渡日本求学，在留学生报刊上宣传王汉壮举，引起强烈反响。

二百余留学生在东京玉川亭举办追悼大会，群情激越，许多敢死之士乃生报燕之心，进而诞生了暗杀团之类的组织，产生了上升到理论的暗杀主义者，如刘师复、彭家珍、汪精卫、蔡元培、章士钊、徐锡麟等，都多少受到王汉的影响。王汉事迹亦曾被国内报纸转载，江苏某报甚至因此而遭查禁，后遂无人敢说，故国内民众反倒多不知王汉其人。

民国成立后，章太炎曾提出表彰先烈，并随手列出名单，王汉为第一人。此事见于报端，然政府表彰之事却迟迟未行。后王汉堂兄王子书，专为表彰王汉之事，访熊十力于武昌。时熊氏为湖北军政府秘书，欣然草拟呈文，请命于黎元洪，要求表彰王汉，优恤烈属，并行文于彰德，查明墓地，立碑为记或迁棺武昌举行公葬。然黎元洪之文胆饶汉祥颇厌民党，竟横加阻挠，以须报请中央为推托之辞，事遂不果。数年后，王子书又寻访胡瑛，时胡瑛已列名筹安会，积极支持袁世凯称帝，更无暇过问王汉墓地之事，唯赠王子书些许车费而已。子书愤而不受，怅然回到湖北。与此同时，熊十力在南昌遇见一个彰德青年，问起王汉之事。

该青年表示，王汉刺杀铁良之事，自幼有所耳闻，只是已历十余载，不知其墓地何在。熊氏哀悯王汉遭遇，恐其事湮没不闻，乃撰《王汉传》，收入《十力语要》一书行世。且论王汉云：“王怒涛之精神与功德，皆从易学中得来。两湖学者，如王圻水、谭浏阳皆以身命实践其所学，昭然与日月争光矣。”王汉死后，其妻高氏未背誓言，虽无子嗣，然侍奉高堂，终以苦节终老。

附：王汉《别内》

人生历尽许多艰，方能打破生死关。今朝一死乃真死，非比往昔徒空言。未知此去何时会，生死悠悠一寸心。若使断头成永诀，愿卿含笑贺孤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