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当然，即使是这一时期，中国的革命者在日本官员们心目中的地位依然只是牵制清政府的一颗并不重要的棋子。1897年，犬养毅在信中其实已经很明确地表达了这个意思：“愿吾兄将彼等掌握住，以备他日之用。

同盟会成员合影（资料图）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专稿，作者：蔡信

自从1905年废除科举以来，中国赴日留学生人数从1901年的几百人猛增到1906年的上万人。而这一时期，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以日本为根据地，在赴日留学生里大肆招收会员。此间还与当时保皇派领袖梁启超展开多场论战。

一时间日本简直成了中国革命志士的摇篮，所有参与到辛亥革命运动中来的志士，无一例外都是在日本接受的民族主义启蒙。连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也是在日本人内田良平家举行的。既然是摇篮，那么问题也就随之而来：日本为什么要帮助中国革命？日本有什么企图？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要从甲午海战后的中日局势说起。

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后，尽管历史教科书上写着“日本从此对中国占据了绝对优势”，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日本当时虽战胜了中国，但是中国几千年远东霸主的身份还是在心理上对日本造成了很大的困扰。特别是1896年，李鸿章以庆贺沙俄尼古拉斯二世加冕典礼为名，与俄罗斯签署了著名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这个条约其实是以日本为假想敌的军事同盟条约，此条约的签署使得日本政府陷入了极大的恐慌之中。

为了对付中俄同盟，除了外交努力以外，扶持中国的反清势力、牵制清政府的反日政策就成了日本政府对华外交最重要的政策。

而孙中山也是从这段时间开始，把活动基地主要设在了日本，日本也逐渐成为了中国革命者的大本营。

当然，即使是这一时期，中国的革命者在日本官员们心目中的地位依然只是牵制清政府的一颗并不重要的棋子。1897年，犬养毅在信中其实已经很明确地表达了这个意思：“愿吾兄将彼等掌握住，以备他日之用。但目下不一定即时可用。彼等虽是一批无价值之物，但现在愿以重金购置之。”

而此时日本政府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从清政府内部寻找和培植亲日势力上。比如在1898年，因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劝学篇》而掀起留学日本风潮时，日本驻华代理公使矢野文雄立刻就宣布日本政府愿意提供200个奖学金名额给中国留学生，以帮助中国推行新政培养人才。而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南方督抚提出的与日、英结盟的主张背后，也时不时闪现日本政府的身影。

日本政府对维新派康有为与梁启超等人的笼络更是不遗余力，戊戌变法之前，日本就通过各种途径与康梁交好。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是被日本政府以国宾身份从香港迎接到东京的，而梁启超根本就躲在日本使馆里，后来又乘日本海军军舰从天津到了日本。

不过历史就是这么诡异，中国改革的不幸，却是中国革命的幸运。因戊戌变法失败，日本政府想在清政府内部扶持亲日势力的图谋遭受重挫，不得不掉过头来，重新重视起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来。

1899年，在代表日本政府的宫崎滔天与平山周等人的奔走下，成立了以三合会、哥老会为基石的兴汉会，并且公推孙中山为总会长。尽管兴汉会在历史上仅是昙花一现（康有为回港后，哥老会等帮会领袖立即倒戈），但是这却奠定了孙中山革命领袖的地位。

革命后反而成为清政府的同盟

然而，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后，日本对华政策又有重大变化，在对待清政府与革命党上又出现了180度转弯，不再支持孙中山革命活动。而孙中山从1902年赴越南，直到1905年7月才再次回到日本重组同盟会，则是日本政策的具体表现。此时与孙中山依旧保持来往的日本政要仅犬养毅一人而已。

这是为什么呢？

通过1900年义和团事件，清政府虚弱的本质已经完全被日本政府看穿，日本政府此时已经毫不担心中国这头“睡狮”有可能梦醒的一天。日本关心的已经是如何在瓜分中国的这场盛宴中分得更多的份额。

当时的日本仅仅只是一个新兴列强，即使在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这一地位也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也就是说，以日本的国力并不足以独霸中国。那么，为了给自己争取时间，同时防止其他列强在华摄取过多利益，维持清政府的统治成了日本对华政策的新核心。

所以当1907年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立刻驱逐孙中山离境时，日本政府马上表示配合，取消了对孙中山长达十几年的政治庇护。而后更在1908年配合清政府的要求，查封了同盟会会刊《民报》。

不但如此，日本政界、学界纷纷对晚清改革出谋划策。日本法学博士中村进午就很明确地向清政府高层提出了立宪后可能会出现的问题：“选举之结果，议员之多数为汉人所占无疑，然则立宪之结果，于满人有何利益？诚不待智者而后决也。使满人之势力尚足以匹汉人，则犹可言，然其争亦适足以召清国分裂之祸。北美合众国之南北战争，所得之善果，岂清国所能梦见者乎？清国之力，尚不足以防内国之变，更何能抵抗列强分割之事乎？内顾之忧，外患之可乘也。”

而1909年，伊藤博文到访哈尔滨，拜会清政府东三省总督锡良、奉天巡抚程德全时真诚告诫大清官员，要牢牢掌握改革的主导权并控制节奏：“贵国土地辽阔，统一甚难，办理宪政，亦非容易。中央政府自不可放弃权利，然地面太大，亦易为人倾覆，我为此事，极为贵国忧虑。不怕贵国见怪，此事艰难异常，一时恐难办好。今尚有一不利之言，即是革命二字。贵国政府防范虽极严密，然万一发生，于国家即大有妨害。此时贵国办理新政，外面极为安帖，一旦有意外不测，危险不可不防。”

此时，日本政府最怕的，就是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革命。即便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政府依旧坚定地站在清政府一边。先是拒绝孙中山公开访日的请求（日本政府只愿意孙中山秘密到访，被孙中山拒绝），而后更在1911年10月23日由日本商行出面，卖给清政府一批价值270万日元的武器。非但如此，日本驻华公使还以“日英同盟”为名，在北京要求外交使节团依旧认定清政府是中国合法政府。

作为当时日本政府真正的控制者，明治元老山县有朋一面企图通过支持中国革命的内田良平影响革命党人，让他们放弃共和民主制，实施君主立宪并与清政府妥协，一面连续召开多次会议，准备出兵中国，以武力帮助维持清政府的统治。

到了1912年1月，山县有朋更是明确呼吁日本政府出兵中国东北，帮助清政府“迁都”。换言之，“满洲国”的设想并非源于1931年，而是源自1912年。当然，日本政府这些图谋，都在英美列强的反对下作罢。

其实无论支持革命党还是清政府，日本在当时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削弱中国。正如山县有朋所说：“日本不希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皇帝，更不希望中国有一个成功的共和国。日本所希望的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中国，一个受日本影响的弱皇帝统治下的弱中国。”

核心提示：当然，即使是这一时期，中国的革命者在日本官员们心目中的地位依然只是牵制清政府的一颗并不重要的棋子。1897年，犬养毅在信中其实已经很明确地表达了这个意思：“愿吾兄将彼等掌握住，以备他日之用。

同盟会成员合影（资料图）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专稿，作者：蔡信

自从1905年废除科举以来，中国赴日留学生人数从1901年的几百人猛增到1906年的上万人。而这一时期，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以日本为根据地，在赴日留学生里大肆招收会员。此间还与当时保皇派领袖梁启超展开多场论战。

一时间日本简直成了中国革命志士的摇篮，所有参与到辛亥革命运动中来的志士，无一例外都是在日本接受的民族主义启蒙。连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也是在日本人内田良平家举行的。既然是摇篮，那么问题也就随之而来：日本为什么要帮助中国革命？日本有什么企图？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要从甲午海战后的中日局势说起。

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后，尽管历史教科书上写着“日本从此对中国占据了绝对优势”，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日本当时虽战胜了中国，但是中国几千年远东霸主的身份还是在心理上对日本造成了很大的困扰。特别是1896年，李鸿章以庆贺沙俄尼古拉斯二世加冕典礼为名，与俄罗斯签署了著名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这个条约其实是以日本为假想敌的军事同盟条约，此条约的签署使得日本政府陷入了极大的恐慌之中。

为了对付中俄同盟，除了外交努力以外，扶持中国的反清势力、牵制清政府的反日政策就成了日本政府对华外交最重要的政策。

而孙中山也是从这段时间开始，把活动基地主要设在了日本，日本也逐渐成为了中国革命者的大本营。

当然，即使是这一时期，中国的革命者在日本官员们心目中的地位依然只是牵制清政府的一颗并不重要的棋子。1897年，犬养毅在信中其实已经很明确地表达了这个意思：“愿吾兄将彼等掌握住，以备他日之用。但目下不一定即时可用。彼等虽是一批无价值之物，但现在愿以重金购置之。”

而此时日本政府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从清政府内部寻找和培植亲日势力上。比如在1898年，因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劝学篇》而掀起留学日本风潮时，日本驻华代理公使矢野文雄立刻就宣布日本政府愿意提供200个奖学金名额给中国留学生，以帮助中国推行新政培养人才。而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南方督抚提出的与日、英结盟的主张背后，也时不时闪现日本政府的身影。

日本政府对维新派康有为与梁启超等人的笼络更是不遗余力，戊戌变法之前，日本就通过各种途径与康梁交好。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是被日本政府以国宾身份从香港迎接到东京的，而梁启超根本就躲在日本使馆里，后来又乘日本海军军舰从天津到了日本。

不过历史就是这么诡异，中国改革的不幸，却是中国革命的幸运。因戊戌变法失败，日本政府想在清政府内部扶持亲日势力的图谋遭受重挫，不得不掉过头来，重新重视起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来。

1899年，在代表日本政府的宫崎滔天与平山周等人的奔走下，成立了以三合会、哥老会为基石的兴汉会，并且公推孙中山为总会长。尽管兴汉会在历史上仅是昙花一现（康有为回港后，哥老会等帮会领袖立即倒戈），但是这却奠定了孙中山革命领袖的地位。

革命后反而成为清政府的同盟

然而，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后，日本对华政策又有重大变化，在对待清政府与革命党上又出现了180度转弯，不再支持孙中山革命活动。而孙中山从1902年赴越南，直到1905年7月才再次回到日本重组同盟会，则是日本政策的具体表现。此时与孙中山依旧保持来往的日本政要仅犬养毅一人而已。

这是为什么呢？

通过1900年义和团事件，清政府虚弱的本质已经完全被日本政府看穿，日本政府此时已经毫不担心中国这头“睡狮”有可能梦醒的一天。日本关心的已经是如何在瓜分中国的这场盛宴中分得更多的份额。

当时的日本仅仅只是一个新兴列强，即使在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这一地位也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也就是说，以日本的国力并不足以独霸中国。那么，为了给自己争取时间，同时防止其他列强在华摄取过多利益，维持清政府的统治成了日本对华政策的新核心。

所以当1907年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立刻驱逐孙中山离境时，日本政府马上表示配合，取消了对孙中山长达十几年的政治庇护。而后更在1908年配合清政府的要求，查封了同盟会会刊《民报》。

不但如此，日本政界、学界纷纷对晚清改革出谋划策。日本法学博士中村进午就很明确地向清政府高层提出了立宪后可能会出现的问题：“选举之结果，议员之多数为汉人所占无疑，然则立宪之结果，于满人有何利益？诚不待智者而后决也。使满人之势力尚足以匹汉人，则犹可言，然其争亦适足以召清国分裂之祸。北美合众国之南北战争，所得之善果，岂清国所能梦见者乎？清国之力，尚不足以防内国之变，更何能抵抗列强分割之事乎？内顾之忧，外患之可乘也。”

而1909年，伊藤博文到访哈尔滨，拜会清政府东三省总督锡良、奉天巡抚程德全时真诚告诫大清官员，要牢牢掌握改革的主导权并控制节奏：“贵国土地辽阔，统一甚难，办理宪政，亦非容易。中央政府自不可放弃权利，然地面太大，亦易为人倾覆，我为此事，极为贵国忧虑。不怕贵国见怪，此事艰难异常，一时恐难办好。今尚有一不利之言，即是革命二字。贵国政府防范虽极严密，然万一发生，于国家即大有妨害。此时贵国办理新政，外面极为安帖，一旦有意外不测，危险不可不防。”

此时，日本政府最怕的，就是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革命。即便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政府依旧坚定地站在清政府一边。先是拒绝孙中山公开访日的请求（日本政府只愿意孙中山秘密到访，被孙中山拒绝），而后更在1911年10月23日由日本商行出面，卖给清政府一批价值270万日元的武器。非但如此，日本驻华公使还以“日英同盟”为名，在北京要求外交使节团依旧认定清政府是中国合法政府。

作为当时日本政府真正的控制者，明治元老山县有朋一面企图通过支持中国革命的内田良平影响革命党人，让他们放弃共和民主制，实施君主立宪并与清政府妥协，一面连续召开多次会议，准备出兵中国，以武力帮助维持清政府的统治。

到了1912年1月，山县有朋更是明确呼吁日本政府出兵中国东北，帮助清政府“迁都”。换言之，“满洲国”的设想并非源于1931年，而是源自1912年。当然，日本政府这些图谋，都在英美列强的反对下作罢。

其实无论支持革命党还是清政府，日本在当时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削弱中国。正如山县有朋所说：“日本不希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皇帝，更不希望中国有一个成功的共和国。日本所希望的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中国，一个受日本影响的弱皇帝统治下的弱中国。”

核心提示：光复会热衷于搞暗杀，秋瑾、徐锡麟皆是其中豪杰。鲁迅也曾接受这样的任务，在准备动身时，他向指派者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我被砍头，剩下我的母亲，谁负责赡养她呢？”

鲁迅（资料图）

本文来源：《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第28期，作者：骆玉明，原题：《鲁迅与传统文化》，本文有删节

从《礼记》中读到“父母存，不许友以死”的古训，想起鲁迅的一桩事情：他早年在日本留学，曾加入光复会的反清革命活动。光复会热衷于搞暗杀，秋瑾、徐锡麟皆是其中豪杰。鲁迅也曾接受这样的任务，在准备动身时，他向指派者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我被砍头，剩下我的母亲，谁负责赡养她呢？”这是那些革命者根本没有考虑过的，他们怀疑鲁迅是因为胆怯而找借口，遂把他的任务取消了。

鲁迅从七岁到十八岁都是在私塾里读书，接受了完整的旧式教育，十三经差不多读完了。我们虽然不知道他在提出上述疑问时，是否直接想到《礼记》中的那句话，但重视孝道，为了母亲而不肯轻易将自己置于危境，这种属于儒家传统的道德精神无疑是渗透到他的骨髓的。甚至，因为不愿拂逆母亲的意愿，他接受了完全不合适的与朱安的婚姻，为此苦恼一生，这对后人而言几乎到了无法理解的程度。

鲁迅对待两个弟弟，也一度是依循旧道德的。他是长子，而在旧式家庭中，父亲去世后长子便是既承担责任也拥有支配权力的家长。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中说到他和鲁迅同在日本时，曾经因为懒惰，惹得鲁迅忽然愤激起来，挥起老拳，在他头上敲打了好几下，这可真是家长作风。

后来在北京，各自都已成家的周氏三兄弟聚居于八道湾一座大宅院，收入不分开，吃饭在一起，这也是典型的中国宗法大家庭模式。鲁迅后来同周作人闹翻，具体事由两人都闭口不言，外人只有胡乱猜测。但换一个角度来想：周作人那时已经是北大名教授、新文化运动的风流人物，难不成永远跟“家长”在一起过日子？不管什么理由，能够把老兄撵走，总是一件痛快事。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专稿，作者：杨超

清朝末年，大量留学生远赴日本，不过这些留学生在学习上并无多大建树，倒是走向了革命道路。

留学生或出于对政府不满，或出于因所学不多对前途的忧虑，逐渐转为革命党，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需要基地也需要资金，于是革命党人逐渐向日本政府靠拢。此时日本刚刚战胜不可一世的大清王朝，迫切需要一股势力能牵制清王朝的回升势头，压制清王朝的崛起，革命党人很好的适应了这一角色。

作为牵制清政府一颗棋子，日本政府必然给予投入，1899年，宫崎滔天与平山周等人推动孙中山建立兴汉会即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尽管兴汉会因为利益纠葛昙花一现，但作为日本政府支持革命党人活动的代表，在历史上的意义是不可忽略的。

尽管公开资料显示，日本在1900年后减少了对革命党的投入，甚至1907年因为清政府的压力将孙中山驱逐出境，但日本政府仍未忘记给孙中山一笔钱以保持对革命党人的影响，当然，这笔钱因分配问题引发同盟会内部倒孙。

核心提示：梁启超认为，以暴力革命推翻清政府，绝不能得民主共和，可能是更加倍的专制制度。他说：“历史上久困君主专制之国，一旦以武力颠覆中央政府，于彼时也，惟仍以专制行之，且视前此之专制更加倍蓰焉，则国本其庶可定。所谓刑乱国用重典是也。”

梁启超（资料图）

本文系凤凰历史综合，作者：凤翔

1906年4月18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向君主立宪制机关报《新民丛报》发起总攻击，以号外形式公布了《<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全面揭示了革命派与君主立宪派的原则分歧。

同盟会的领袖是孙中山，行动纲领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君主立宪制的领袖是梁启超，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君主立宪制是相对于君主独裁制的一种国家体制，是在保留君主制的前提下，通过立宪，树立人民主权，限制君主权力、实现事实上的共和政体。通俗一点说就是“虚君实相”。就是国家大事由以总理大臣（宰相）为首的内阁来讨论决定，皇帝可以清闲一下，当个形象大使，业余泡小姐写微博都行。1840年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敲开了腐朽的大清帝国的大门。一批思想开明、头脑敏锐的爱国之士经过不懈地探索和艰辛的思辨，顺着坚船利炮、科学技术之藤，摸到了君主立宪之瓜。君主立宪制最早出现于魏源的《海国图志》，之后梁启超、康有为对其推崇备至，他们积极游说当时的光绪皇帝，希望当时的清廷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最后变法失败。接着，主张通过革命手段重建新秩序的孙文出现了。于是，两派论战开始。

争论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时期。1905年春同盟会成立之前为前期；同盟会内部纷争以及立宪派投入实际的立宪运动为后期；两者之间为中期。前期的争论比较分散，不很深入。后期立宪派忙于立宪活动，革命党内部不统一。中期的争论最为重要。此时，革命党阵营中较长于论述的骨干都集中在日本，而立宪派的理论重镇梁启超也正值办报最热心的时期。所以，此时期的争论比较最集中和深入。1905年1l月，《民报》创刊号即对保皇派进行批判。梁启超则从《新民丛报》1906年1月出版的第73号起连续登载《开明专制论》和《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两篇文章，竭力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先实行“开明专制”，确立君主立宪：反对土地国有，维护私有制度。革命派予以迎头痛击。4月18日之后，论战全面升级。

梁启超认为，中国处于专制制度之下太久，人民还不具备实行民主政治的能力，须有一个过渡时期。最好是先搞开明专制，以训练人民的能力。开明专制应该要求而不应该用暴力革命。革命党人主张以暴力推翻清政府，不同意梁启超的说法。他们认为中国只要推翻满洲异族的统治，则民主共和制度是必至之事。革命派针对梁启超所说的国民能力不足指出：“自由平等博爱三者，人类之普通性也……论者虽武断，敢谓我国民自有历史以来，绝无自由博爱平等之思想乎？……我国民既有此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而民权立宪则本乎此精神之制度也，故此制度之精神必适合于我国民而决无虞其格格不入也。”（1906年5月《民报》第4号汪精卫《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

梁启超说，为立宪政治做准备，应先行开明专制。革命派认为，中国在汉唐时期，已行开明专制，这种预备工夫早已有了，故实行共和立宪，毫无问题。惟一的障碍在于满洲人的统治，驱除鞑虏，共和立宪之制自然树立。（1906年4月《民报》第3号胡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

梁启超认为，以暴力革命推翻清政府，绝不能得民主共和，可能是更加倍的专制制度。他说：“历史上久困君主专制之国，一旦以武力颠覆中央政府，于彼时也，惟仍以专制行之，且视前此之专制更加倍蓰焉，则国本其庶可定。所谓刑乱国用重典是也。”（《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革命党人也察觉到，从暴力推翻君主专制政权到实行民主共和制度须有一过渡阶段，所以孙中山设想出经军法、约法再到立宪的三步方案。但梁启超认为，这只是革命党人主观的一厢情愿。一旦暴力革命起来，世势绝非一二领袖分子所能控制自如。

两派并无本质上的对立，争论的是方法、途径何者适合中国国情的问题。革命派认为，以暴力推翻清朝专制政府之后，必能建立起民主制度；君主立宪派则断然否认有此可能。革命派把建立民主制度看得太容易，把民主制度看成是可以任意移植、任意搬用的东西。他们认为民主既然是最好的一种社会制度，岂有舍而不用反求其次的呢？孙中山比喻说，我们要修铁路、造机车，一定是采取最先进的，不应该从火车刚发明的时候的样式做起。君主立宪派否认暴力革命之后可以直接建立起民主制度是有道理的，但他们强调必须使国民达到接近于西方国家的程度才可以着手建立民主制度，就有些教条主义了。在客观上，两派都没有找到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社会力量。革命党人依靠的是海外华侨、青年知识分子，和国内会党等下层群众，这些都不足以成为构建新制度的中坚力量。梁启超虽然与国内资产者阶层有所接触，但他仍痛感中国的“中间社会”尚未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所以，一派耽于幻想，一派陷入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