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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顺应民意的改革措施为何引发人伦惨剧?

2011年09月21日 22:19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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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毕竟这个制度本身就是为了保护,拱卫爱新觉罗家族利益而设立的。当爱新觉罗氏觉得需要牺牲八旗这个特殊利益集团才能保证自己一家一姓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的时候,八旗制度也好,满洲人也好,全都是可以牺牲的对象。

晚清的八旗子弟 资料图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专稿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八月二十七日,在杭州发生了一起自焚事件:驻防旗人噶噜岱自焚。原因是从被北京传来消息,朝廷准备要将驻扎的八旗旗营裁撤驻防。顿时,旗营里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后来被解释国家定会为之筹措生计后才稍微安定。

是时噶噜岱卧病在床,听后奋起呼号,称八旗与国家休戚与共,这些人群谋绝旗人生路,大局存亡在此一举;并欲赴京师,效古人尸谏,如不成则自焚同尽。

噶噜岱奔走呼号,闻者感泣,虽被劝说抚慰,但愤激过度,病势转危,自知不能再起,夜间将火药聚于地,强迫妻子伏于床上,并骗两个小女儿上前玩耍,谓放烟火,然后投火于地,举家同尽。此时距接到裁撤驻防之谕仅七天。其中一女只有五岁,焦头烂额自火中爬出,为众人述说当时情形,因伤重不久亦死。

这种自焚事件虽然比较极端,但却不是个例,当时全国各地旗营均发生了类似事件:

广州驻防旗丁“有全家病哭者,有疑信参半者,有彷徨无措奔走口汗以冀联名禀恳者”,后由旗长及马甲数十人到将军府,请将军代为奏请,希望收回成命。

四川成都驻防旗民涌入将军衙门,砸毁门窗器具,打伤将军绰哈布头部,两名协领亦被殴受伤。四川总督赵尔丰闻讯赶往弹压,大批旗民伏地号哭,其声震天,赵尔丰劝谕再三,方才散去。

更有甚者,传闻黑龙江旗人因愤恨国家变法,竟相率剪发易服归降俄国。

可以说1907年,全中国的旗人都惶惶不可终日,全然没有了之前八旗子弟的风采。如果细究其源头,则不得不说和1902年准许满汉通婚的政策有关。

在1901年清政府通过上谕表达了政府改革的愿望后于11902年2月1日清政府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旨准许满汉通婚,同时劝戒缠足。

众所周知,在19世纪末,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形象是由男人的辫子与女人的小脚构成的。如果要昭示政府改革决心,表达政府改革的诚意,又避免对社会产生剧烈动荡,剪辫子和放足是首选。但由于辫子关系到政府最后的执政合法性与权威,不能也不敢轻动,禁止女性缠足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相比禁止女性缠足所能产生的巨大效益,准许满汉通婚这一条乍一看,毫不起眼。因为早在1648年(顺治五年)清政府就明令允许满汉通婚,但是在中国人名目中,在了解中国事务的人眼中,允许满汉通婚才是真正向国人凸显改革诚意与决心的措施。

为何这么说?这就需要从清朝建国开始说起了。

清朝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甚至连作为统治根基的八旗制度下,旗民中还充斥着蒙古人与汉人。偏偏清朝前几位皇帝又特别善于总结前朝的经验教训,深知女真建立的金国以及更早的匈奴由于完全同化而丢掉了权力的典故。

那么,如何避免这种命运的发生?对于所有的统治者而言,其主要的任务就是确保其统治权,把权力移交到下一代,这才是头等大事。对于清朝皇帝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确保将权力掌控在以爱新觉罗家族为核心的“满洲人”手中。(笔者以为直到民国成立后,才有了获得大部分满人以及旗人认可的满族概念。)

最终,清朝统治者选择了八旗制度,努尔哈赤发明的八旗制度最开始只是一个军事制度,皇太极把它演变成了一个军事共同体。当清朝取代明朝入主中国后,清朝皇帝放大了中国传统的国族概念(国族:帝王的宗族和宾客。《礼记·檀弓下》:“歌於斯,哭於斯,聚国族於斯。”),把八旗制度所涵盖的所有人变成了围绕在以爱新觉罗家族为核心的超大利益集团。

首先,无论你是汉人、满人还是蒙古人,又或者其他什么民族的人,只要你在八旗制度涵盖下,那么你立刻就有了与普通人完全不同的一个身份--“旗人”。而普通人则统一称为“民人”。

而只要你是旗人,那么你将享受一系列普通人享受不到的生活待遇、政治待遇:生下来就有钱粮、犯罪了可以减刑、当官不用考试,升迁奇快……等等等。而且清朝皇帝也刻意放大这种差别:比如旗人不允许与民人杂居,旗人不允许从事做官、当兵、种地以外的职业。

久而久之,八旗满洲、蒙古和汉军等成员长期共同生活在与“民人”相对隔绝的驻地,服装发式别无二致,加之八旗内部频繁的相互通婚,语言、风俗也发生着彼此间的相互影响,日渐相同,这就使得旗人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形成了独立于民人的体系。

在民人看来,八旗内部几乎不存在民族差别,旗人整体上就是一个与自己迥然不同的群体。旗人内部的民族意识也在共同的处境中逐渐淡化,“旗”的整体意识增强。在大多数场合,旗人与非旗人的区别代替了民族的划分,旗人的内群体意识不断得到强化。

这样,作为一个特殊利益集团存在的八旗制度拱卫着处于集团顶点的皇室。进,可以成为爱新觉罗家族治理中国最贴心的助手和仆人(理论上八旗制度下所有旗人都是皇帝家奴);退,皇家与民众家有一个缓冲阀。人民的怨恨和不满就不会像前明一样,“天下怨望归于朱家”了。

因此清朝历代皇帝不管贤与不肖,在保持八旗“满洲认同”的教育上是空前一致的。雍正、乾隆两位皇帝频繁的提起“满洲骑射”、“弓马立国”其实并不是如许多人想象那样,是对世界科技发展的愚昧无知,而是为了对八旗子弟进行“满洲认同”的一项活动。特别在皇室以及旗人生活习惯、语言被民人同化后,这种保持“满洲认同”的活动也就越发频繁。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先后推出了许多项政策来维系越来越来维系的“满洲认同”。比如考察八旗制度下的官员,以能说满语,尚能骑射作为升迁标准。

但是,要维系这一套制度,要维系这么大的一个特殊利益集团;国家付出的社会成本高到令人难以想象。它不仅使旗人逐渐成为了政府的严重财政负担,而且也使八旗脱离了社会生产,成为了整个社会的包袱。而另一方面,旗人在政治上的特权从清朝建国之日起,就让汉族官僚们的强烈不满。清朝中央政府强大时,无论是财政负担又或者是汉人官僚们的怨气都是可以承受的。

但是显然,在经历了太平天国起义、二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以及庚子国变后,清朝无论从经济上(面临巨额赔款),还是政治上(汉人督抚逐渐成为清朝政治版图上最重要的力量)都没有维持这个庞大特殊利益集团的力量。

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清朝皇室别无选择,只能选择对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进行“瘦身”。

当然,对八旗制度进行改革并非意味着爱新觉罗家族准备彻底进行旗汉合流。事实上对八旗制度的改革,清皇室的态度始终是被动的,也是摇摆的。但在保证爱新觉罗家族利益不受损的前提下,八旗制度只能成为牺牲品。

毕竟这个制度本身就是为了保护,拱卫爱新觉罗家族利益而设立的。当爱新觉罗氏觉得需要牺牲八旗这个特殊利益集团才能保证自己一家一姓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的时候,八旗制度也好,满洲人也好,全都是可以牺牲的对象。

[责任编辑:蔡信] 标签:晚清 辛亥 改革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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