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书信选集》一书中，数百封与党内高级干部、基层干部和友人、亲属的通信中，讲读书、切磋学问成了一大特色，也折射毛泽东追求学问的心境。比如，1954年12月28日致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信中，毛泽东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概念，使成百万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见《毛泽东书信集》449页)

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一种否定商品生产的“左”的观点。为了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重大问题，说服持这种观点的人，毛泽东下功夫多次读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作了批注，并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他的批注和讲话，紧密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一些混乱认识问题。

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毛泽东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边读边议中，他发表了一些重要意见，反映毛泽东本人和党中央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的艰苦探索。

毛泽东提倡“三复四温”即孔子的“温故知新”，对他认为重要的，如马列的一些著作；感兴趣的书如楚辞，唐诗宋词和一些史籍及古典小说，他都阅读多次。有的达数十次，《资治通鉴》他就读过17遍。

毛泽东从来反对那种只图快、不讲效果的读书方法。他在读《韩昌黎诗文全集》时，除少数篇章外，都一篇篇仔细琢磨，认真钻研，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文意义，哪一方面也不放过。通过反复诵读和吟咏，韩集的大部分诗文他都能流利地背诵。《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小说，他从小学的时候就看过，到了六十年代又重新看过。他看过的《红楼梦》的不同版本差不多有十种以上。一部《昭明文选》，他上学时读，五十年代读，六十年代读，到了七十年代还读过好几次。

毛泽东的读书习惯几乎渗透到他的生活的各个方面。或者探讨一个问题，或者参观了一个展览会，或者得悉科学技术上有什么新的重大发展，以至看了一出戏，往往都要查阅有关书籍，进一步研究和学习。

1958年，刘少奇曾以唐朝诗人贺知章《回乡偶书》一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作为古代官吏禁带家属的例证。毛泽东觉得不妥，为查明此事，不仅翻阅了《全唐诗话》等书，还特地查阅了《旧唐书·列传》的贺知章传，发现贺传中并无不带家属的记载。毛泽东随即写信给刘少奇，陈述自己的看法，并送去载有贺传的那本《旧唐书》。

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与周培源、于光远谈哲学问题，在讲到地圆说时，毛泽东说，宋朝辛弃疾写的一首词里说，当月亮从我们这里下去的时候，它照亮着别的地方。晋朝的张华在他的一首诗里写道“大仪斡运，天回地游”。这首诗叫《励志诗》。辛弃疾在《木兰花慢》词中有这样两句:“可怜今昔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意思是说，从我们这里西边沉下去的月亮，到什么地方去了?是不是另有一个人间，那里刚好见到月亮从东方升起呢?毛泽东认为，这些诗词里包含着地圆的意思。

1958年7月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瀛台参观一机部的机床展览，回到住所，就要有关人员给他找两本书:《无线电台是怎样工作的》、《1616型高速普通车床》，这是他在参观时看到的。

1959年1月2日，苏联发射了一枚宇宙火箭，6日他就要了几本关于火箭、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行的通俗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