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广收博览，嗜书如命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乃至世界的领袖人物中，毛泽东读书之多、之广、之深、之活，无人能与其相比。

毛泽东在1957年10月2日给秘书林克的信中说:“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于你我都有益。”

少年时期的毛泽东，求知欲便非常旺盛。他到处借书来读，包括和尚的经书。韶山冲的书读完了，就跑到湘乡外婆家去借。在停学在家的两年中，他白天下地干农活，晚上坚持读书到深夜。半耕半读的两年中就读了十几本小说。

毛泽东后来回忆他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的生活时说:“我正像牛闯进了菜园，初尝菜味，就大口大口吃个不停。”“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斯·密尔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

在革命战争那些岁月里，毛泽东千方百计找书读，尤其是想方设法收集马列著作。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就是在1932年4月红军打漳州时收集到的。

在长征路上，张闻天夫人刘英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随中央领导人长征。据刘英讲:那时“毛泽东身体较弱，有时躺在担架上看书。红军到了毛儿盖，没有东西吃，肚子饿，但他读马列书仍不间断，所读的有《反杜林论》、《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有一次，他叫我:刘英，实在饿，炒点麦粒吃吧！他就一边躺着看书，一边从口袋里抓麦粒吃”。

到了延安，毛泽东的书逐渐多起来了，并有专人替他管理。他的书起先放在离住处不远的一排平房里，后因日机轰炸，搬到一个很深的窑洞里，保护起来。有一次，他的一些书被别人搞散失了，他非常生气，这件事他一直没有忘记。

1947年从延安撤退的时候，别的东西丢下了很多，但是毛泽东的书，除一部分在当地埋藏起来以外，大部分，特别是他写了批注的那一些，经过千辛万苦，辗转千里，以后搬到了北京。这些书是毛泽东藏书中最宝贵的一部分，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珍贵资料。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读书的条件越来越好了。在中南海菊香书屋的个人藏书近10万册。单就史书而言，从《尚书》，《春秋》，《左传》，到《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历朝纪事本末》，《读史方舆纪要》，《清史稿》。从明清近代史学家李贽，赵翼，魏源，康有为，章太炎等人的史著，史论，考订到现代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人的历史著作和各种通史，断代史，史论都有所收藏。既有正史，野史，又有历史演义，还有一些省志，县志以及《历史研究》等刊物。毛泽东寓所里没有任何豪华的摆设，唯独藏书，即使学富五车的专家学者也难能与他相比。美国原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回忆当年陪同尼克松总统会见毛泽东主席的情景时这样写到:“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袖的会客室。”

毛泽东还经常到北京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等处借书，用以学习和研究。据权威人士不完全统计，进城以后至1966年9月，他先后从北京图书馆等单位借用各种图书达2000余种，5000余册。在他的遗物中，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毛泽东在北京图书馆的借书证。

外出视察时，除了所带的书外，在外地还要借书读。杭州、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庐山等地图书馆，都留下了毛泽东借书的记载。

《二十四史》约有4000万字，毛泽东硬是通读完了，有些部分还不止读过一遍，而且还作了许多圈点、勾画和批注。他说，研究中国历史，“必须扎扎实实地把《二十四史》学好”，“不仅《二十四史》，稗官野史也要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