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鲁迅的著作也很有兴趣。1938年8月，中国第一次出版了20卷本的《鲁迅全集》。毛泽东对这套书十分珍爱。他行军、转移到哪里，就把它带到哪里。1949年出国访问时，也随身带着几本，一有空就读。从1956年到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新版的《鲁迅全集》。毛泽东对这套新的全集也十分珍爱，把它放在床上，经常利用夜晚时间和其他零散时间阅读。1961年，毛泽东在江西的一段时间，也把《鲁迅全集》带在身边。1975年8月，他重病在身，还用颤抖的手在全集线装本第5卷第5分册的封面上写下了“吃烂苹果”几个字，他要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读此分册中的《关于翻译(下)》一文，当读到鲁迅用“剜烂苹果”的比喻，主张正确批评，反对“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时，毛泽东非常高兴地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

毛泽东还读过哥白尼、布鲁诺、坂田昌一、李四光、竺可桢、杨振宁等科学家的重要著作和许多自然科学刊物。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论》等名著，他反复读过多遍。

在50年代后期，毛泽东还钻研过农业、土壤、机械、物理、化学、水文、气候等方面的书籍。1958年9月，张治中与毛泽东一起外出视察工作。有一天，在行进的列车上，毛泽东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本冶金工业方面的书。张治中诧异地问，“你也要钻研科技的书?”毛泽东说:“是呀，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

学英语，也是毛泽东读书生活的一部分。为了能直接读懂马列的外文书籍，在延安时期，他就自学过英语。解放后有了较好的学习条件和环境，他学习英语的兴趣更浓了。他学习英语不怕困难，每次外出总带着字典学习英语政治书籍。无论在火车上、飞机上，他都坚持学习。有一次，毛泽东乘飞机到外地去，他在客舱中朗读英语单词，一个词连续读十几遍。服务员见他这样认真，便走到他身边问道，“您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学习外国语言?”他回答说:“这是斗争需要啊!”

三、不厌其烦，求知如渴

毛泽东的早年同学周世钊，在谈到毛泽东青年时代读书情况时，说毛泽东有“四多”的习惯，就是读得多，想得多，写得多，问得多。这个“四多”正是反映了毛泽东酷爱读书、追根究底、求知如渴的精神。

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便养成了“不动笔不看书”的习惯。在湖南第一师范上学时，曾阅读批注了德国泡尔生著的《伦理学原理》。在10万余字的原著上，他用工整小楷在书的上下空白处以及字行之间写上的眉批和提纲，密密麻麻多达12000多字，最小的字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得清楚。而且，几乎将全书逐字逐句都用红笔和黑笔加上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凡是书中比较精辟重要的内容，总是用浓圈密点，甚至圈上加圈，点上加点。在他移居长沙清水塘时，他这本书曾被一个同学借去。直到1950年，这位同学才托周世钊先生带还给毛泽东。他又高兴地翻阅了自己写在书中的批语。

毛泽东所写的读书批注，有的是读书时心有所想，情有所感，言有所论，信手写下的思想片断；有的是联系实际，概括和总结出的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具有很高的理论、学术价值；有的批注内容极为丰富，似串串思想珍珠，可谓“大珠小珠落玉盘”。

毛泽东动笔读书，还纠正原书中的错别字和改正原书中不妥当的标点符号。打开毛泽东阅批过的书籍，可以看到他是怎样不厌其烦地将一个一个的错别字和明显点错的标点改正过来，又将漏字一个一个地添加上去。

毛泽东多次指出，学习马列主义一定要认真读书，坐下来，钻进去，不能像看小说那样，一目十行，走马观花，而要一句句、一段段地认真思考，用心领会。毛泽东一生阅读了大量的马恩列著作，不仅有全集、选集、专题文集、单行本，而且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哲学、军事、文学、史学等专著。对《共产党宣言》一书，毛泽东第一次读到它是1920年来北京的时候，以后他是经常阅读，书中的许多精辟论断，他几乎全能背下来。

1939年底，毛泽东在延安时，对一位进马列学院学习的同志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所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被翻阅过多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可以从中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在各种理论观点的争论和批判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认识。”

对《资本论》一书，早在延安时毛泽东就用心读过，1954年又一次阅读了。当《资本论》于1956年再版，1968年分成7册以大字本印出时，他先后都选读了若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