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无论对江青，还是对夜校的女工，徐明清都尽己所能地帮助别人。而对于江青来说，徐明清可以说是有恩于她的人。对于这一点，在“文革”前徐明清从来没有自己张扬过，而当江青后来自身的地位发生变化后，也很不愿提起她在上海期间的往事，因而她们两人的交往历史长期不为人知。

1935年春节后，徐明清从家乡回到上海，继续主持浦东女工夜校的工作。当时，她是“教联”的领导成员之一，不仅与小朋友书店、徐家角工学团、新安小学、无锡新犊桥小学保持着联系，还主要负责着浦东、兆丰路、杨树浦三个女工夜校的工作。在夜校，她们不仅教女工识字，还利用组织午间读书班，搞演讲会、故事会、唱歌、排演戏剧等多种形式，向女工们介绍进步书刊，传播进步思想，在徐明清的主持下，女工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当时的上海，白色恐怖甚嚣尘上，地下党组织多次遭到破坏，革命者随时会有被捕和生命危险。“教联”就有多名成员先后被捕，有的同志已牺牲在了敌人屠刀下。

尽管党组织考虑到徐明清的公开身份和对外工作方便，已尽量减少了她的秘密工作，与夜校女工们的良好关系，也对她起到了一定的掩护作用；但由于叛徒的告密，徐明清还是遭到了特务们跟踪，并在1935年4月，突然被捕。

那是4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徐明清前去参加“教联”常委会。“教联”的负责人之一丁华告诉她，“老莫叛变了！” 徐明清这才想起在晨更工学团时，曾跟老莫有过工作联系，但他后来自动脱离了“教联”，回浙江老家了。

为防万一，警觉起来的徐明清很快采取了行动，她将女工夜校的工作，以及党的关系做了移交，并把一些进步书籍转送到夜校女工徐佩玲的家里，准备随后迅速转移。

然而，就在徐明清转移的前一天，老莫露面了。他亲自带着上海市公安局的人员来到徐明清的住处，他说“徐先生，跟我们到公安局走一趟。”就这样，徐明清被这一伙人押走了。

在被押解的路上，徐明清心里暗想，一定得设法把自己被捕的消息传递给组织。由于她平日里和夜校的女工们打成一片，对这一带的地形、环境也非常熟悉，当路过吴家弄59号的夜校女工学生何淑君家门口时，她佯装肚子疼，要上厕所，趁机敲开了何家的门，她悄悄告诉何淑君，由于叛徒老莫告密，自己被特务逮捕，要她赶快转告党组织。

被押解到公安局后，面对老莫一口咬定她是中共党员，徐明清矢口否认，并大骂老莫陷害好人。说到气愤处，竟扑过去与老莫厮打，特务们一拥而上，将徐明清架走毒打了一顿。

从此徐明清被关进了拘留所，与一批妓女、吸毒犯同押一屋。囚室里面苍蝇、蚊虫叮咬，马桶恶臭，一关就是3个月，但敌人始终没有查出徐明清与上海中共党组织有什么关系。在此之后，徐明清又被转押到了杭州。

上海一别转眼就一年了，徐明清发现江青的气色好了一些。江青说她此次北上就是专为找她而来的。徐明清遂让她先在幼稚园住下。

安顿好了行李，徐明清和江青细谈起来。她问江青，怎么会知道她在西安的地址的？因为一年多来，徐明清从未与江青联络过。

“是王洞若告诉我的。”江青把茶杯放在桌上，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似乎有很多不如意的事和感慨要说。徐明清这才想起，派自己来西安的正是王洞若，她来后一直与王洞若保持着通信联系，好像王洞若曾在一封来信中提起过江青要来西安一事。

没聊几句，徐明清问起了唐纳的情况，“一言难尽呀！”江青叹了一口气，接着说:“情况糟得很。我与唐纳闹翻了，他市侩气十足，简直令我无法忍受。”其实，那时江青在上海先后与唐纳、章泯同居，桃色新闻纷传，受到了不少社会舆论的议论指摘。

见江青不愿意多说，徐明清也就不便再问，她又换了一个话题:“你现在还经常演电影吗？”

“唉……”江青又叹了一口气。“七七事变爆发后，上海局势动荡不安，大家哪还有心思看电影啊！现在，电影市场一直很萧条，我呆在上海也没有什么事可做啦！”

“那你现在怎么打算？” 徐明清又问。

江青这才道出了自己的真正来意:“一冰，说真的，我来西安是想请你帮个忙。”尽管那时徐明清的名字已由一冰改为徐明，但江青还是习惯地叫她的老名字“一冰”。

“帮什么忙呢？ ” 徐明清问。

“我想到延安学习，想请你帮我找个关系进去。”江青说道。

徐明清知道，当时有很多左翼文化工作人员和一批进步青年，纷纷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千里迢迢，来到延安，寻找光明。可江青当时一心要奔赴延安，恐怕还另有原因，但还是把她当作一位心向光明和进步的青年来看待。

“你从上海带介绍信来了吗？”徐明清问道。她所问的介绍信，是指中共上海党组织的介绍信。

可江青摇摇头，说:“有你在，会有办法的。”

“听说小俞到过延安？”江青又问徐明清。

“是的。听说他5月去延安开过会。” 徐明清说。

俞启威这时已改名为黄敬。对于他的消息，江青仍十分关注。虽说江青在上海演艺界的生活，闹得满城风雨，众说纷纭，但她的内心对黄敬依然怀有别样的感情。

黄敬当时是中共北平市委的领导。1937年2月，当时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李大钊之子李葆华调离北平，柯敬史(柯庆施)随即宣布，由黄敬、林铁和陈伯达组成“北平三人委员会”，主持中共北平市委的日常工作。

不久，黄敬又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作为苏区代表前往延安参加中共苏区代表会议。会议定于1937年5月2日至14日。

黄敬从北平去延安，是和斯诺夫人尼姆·威尓斯(即海伦·斯诺)同行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黄敬就结识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那时他和组织还没有恢复联系，在北大读书，但他是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活跃人物，因此引起了斯诺的注意。他曾夸赞黄敬:“北大有个好青年俞大卫。”这个俞大卫，就是黄敬。

斯诺在1936年6月进入陕北采访，住了4个月，写出了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斯诺的陕北之行，是通过宋庆龄安排的，黄敬从中也出了力。斯诺夫人也希望访问延安，以写作《续西行漫记》。她的延安之行，就是由黄敬直接安排的。

黄敬对斯诺夫人说，中共中央要在延安召开一次会议，规模很大，届时，中共的领导人都会到场出席。如果她能和他一道去延安，赶上这个机会，就能见到所有的领导人。而这些领导人平时都被封锁线隔离，相距甚远，能聚会在一起是非常难得的。

1937年4月21日，斯诺夫人便在黄敬和王福时(东北大学校长之子，担任斯诺夫人的翻译)的陪同下，从北平坐火车前往西安。

到达西安后，4月23日，斯诺夫人深夜跳窗逃出了西京招待所，躲开国民党特务的日夜监视，和黄敬悄然离开西安。4月30日，他们抵达延安。5月2日，苏区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5月20日，黄敬离开延安回到北平。

徐明清本来猜想，江青要去延安可能会有什么别的动因，想不到竟是黄敬的一次延安之行，给了她不小的影响。

由于江青拿不出组织证明，徐明清就对她说:“你还能找出什么证明你身份的东西吗？”

江青打开小皮箱，从中翻出了一本影集，说:“这本影集或许能证明我的身份。”

徐明清翻开她的影集，上面有一些她演的进步话剧、电影的剧照，如，《娜拉》、《王老五》等等。表明她确实是一个进步青年，要求到延安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