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不能仅仅怪毛泽东一个人

主持人:您自己认同毛泽东有时候是有一些失误评论？

萧延中:当然，失误是很大的，毛泽东的有时失误是很严重的。

主持人:比如？

萧延中:比如像“大跃进”的失误，其历史后果是很严重的。当然，“大跃进”的失误不能仅仅怪毛泽东一个人。我看到的材料，毛泽东本身的愿望、他真实的想法和后来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不完全相同的。这时我就想，什么叫“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究竟是什么意思？今天我们对“人民公社”谈得很少，其实我总觉得毛泽东是不是有一种想法，即社会共同体的规模应该进行控制和重新分配。孟德斯鸠曾讲过一句名言:“小共和国面临的危险是被别人所吃掉，大共和国面临的危机则是自身的腐败”。如何避免大共和国自身的腐败？在西方的理论界和政治实践中是找到了一条出路的，那就是美国的联邦制。所谓联邦制，在本质上就是把一个大共同体切割成小共同体。那时中国成立那么多“人民公社”，每个“人民公社”以一个乡为基础，能不能说在某种意义上一个“人民公社”就是一个独立的共同体？毛泽东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值得去研究。当然受那时所谓的“共产风”思想的影响，一定意义上当时希望用计划体制来替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这肯定是错的。但是，“人民公社”体制是不是有一种缩小共同体规模的想法或者意图？这个还得深究。

主持人:毛泽东表露过你所说的这种意图吗？

萧延中:毛泽东说过，每个“人民公社”要有自己的医院，有自己的学校，有自己的幼儿园，有自己的养老院等等。这样一种提法已经清楚地表明，实际上一个“公社”就是一个比较完整和独立的共同体。但是“大跃进”的后果我们知道，由于吃大锅饭，加上自然灾害，结果一个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国家三年之内非正常死亡达到两千多万，这绝不是一个小数字，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

“文革”是权力之争的说法过于简单化

主持人:每个人对毛泽东的看法都融入了他自己的人生体验，您是50年代出生的人，肯定回避不了“文革”，您也是经历过文革的人。融入这样的人生体验之后您怎么看待这段历史？

萧延中:我们现在也在反思，尤其我1988年编过一本书《晚年毛泽东》，在这本书的后记中我提到，“在本质的意义上讲，毛泽东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追究毛泽东个人的历史责任，也不是在正确与错误之间做简单的选择和划分。……毛泽东研究的最终落脚点，应当是超越混沌的文化圈，反思那个支撑着愚昧时代的‘自我’”。现在我们活着的人的历史责任不是去指责和追究什么人应该对历史负什么责任，而是更重要的反思我们自己，反思当年我们那混沌不清晰的意识和过程。

我总认为，那个年代我们是亲身参加文化大革命，我们是抱着一种很纯洁的理想，认为官僚主义阶层就是应该批判，人民群众的地位应当在一种真实的意义上得到提升。中国社会几千年来，从来没有过工农兵可以直接上大学这样的事情发生，那是不可想象的。在西方社会有没有发生过我不太清楚。那真是一种颠覆。

当人们面对这种一种颠覆的时候，会觉得非常新奇，甚至觉得很怪异。当时作为一个年轻人，还是一个孩子，就积极地去参与，但这其中没有一种恶意。我们也打过资本家，也打过“走资派”，拿皮带抽，用脚踹，都干过，觉得这就是“阶级敌人”，都是些坏人。真诚地认为我们的暴力行为是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的骨子里面有一种乌托邦的影子，我们追求的是一种纯粹的革命。大家知道，“乌托邦”这个词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没有的”，一个是“美好的”。正因为它是“没有的”因而才是“美好的”。由于我们所能预想到的东西，它再美好也是有限度的，但是乌托邦是没有限度的，你想象有多好它就有多好。比如20年前我们不可能想到网络有多好，但是乌托邦可以容纳这样一些东西。我们当时是一个个强烈的乌托邦主义者。

主持人:你们参与这段历史的时候是怀着这样的乌托邦信念，那么为一位政治领袖，毛泽东发动这场革命是抱有什么样的信念呢？

萧延中:这也可以分成两方面来分析。第一方面，我们的学术界的一部分研究以及大部分西方社会的研究认为，爆发“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原因是中央高层政治权力的一种重新分配，更直接地说，是刘少奇的权力过大了，已经威胁到毛泽东本人的政治威望了。因此“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是一种权力之争。对于这个现象，从“文化大革命”刚刚爆发的时候，西方社会就一直在研究。应当说，这是有充分资料依据的。毛、刘他们两位在权力的分配上，尤其在1964年以后，确实出现过很多的不愉快和紧张。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认为，这样的说法过于简单化。就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资料，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没有任何人的权威可以与毛泽东相抗衡。毛泽东为什么要动用如此的方式打倒刘少奇？他搞几个小小的政治运动就完全可以解决问题。为什么他要发动了一场涉及中国上上下下几亿人，持续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按照权力之争的说法，这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作为政治家是要计算政治成本的，要替换一个刘少奇至于花费如此昂贵的政治成本吗？所以，这种简单的逻辑就可以表明，权力之争的说法过于简单化。应当说，毛泽东除了要夺回他自己失去的一部分权威以外，更深层原因是他的一种政治关怀，是毛泽东对自己设想的一种理想社会的执着追求。他认为对手与他的理想过于异样，所以他发动“文革”是一箭双雕:一方面既把自己的对手排除出政治舞台，另外一方面又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奠定了一条出路。所以，“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原因是复杂的，是双重的。

我不主张说毛泽东只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没有权力之争这么一种因素，但我也不主张单纯认同权力之争的说法。我写过一篇“毛泽东晚年思想的伦理基础”的文章，之后收到一个网友的质疑，其中提到，“毛泽东这种人还有伦理？”言外之意，毛泽东是个阴谋家，一个策略家，没有资格谈伦理。但是我不这么看，毛泽东是个非常有信念有理想的人，无论这种信念的性质是什么，但是他绝对不是一个没有理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