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了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和李先生回归祖国展览馆，我好感动好感动。台儿庄人民自力更生建起了台儿庄大战纪念馆，2000多万元的投资，全是自筹的，而且建得速度那么快，规模那么壮观，特别是全景画馆那样恢弘，真的好感人。这说明，台儿庄的党委、政府和人民是尊重并且珍惜那段历史的。珍藏历史，鼓舞现在，激励后人，昭示未来，这是台儿庄人民用台儿庄大战所体现的那种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拼搏与奉献精神，为台儿庄大战树立的一座不朽的丰碑，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为李先生的夫人，我真的感到很自豪。除了感动和自豪，更多的是在精神上的洗礼和灵魂上的震颤。

我的一生颇多坎坷，但乐观向上，自强不息，我活得无怨无悔。我现在正在自费上老年大学学习书画艺术，进步很快。回京后，我想用一年的时间，至少创作出40幅作品，全部捐赠给台儿庄。因为李先生生前最终未了的心愿，便是看到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作为他的夫人，我愿为此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文革中我的经历？并不多么曲折，因为周总理全力保护了我们。

我和李先生结婚在北戴河度完蜜月回京时，北京好乱。警卫秘书告诉我们，“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红卫兵”上北京大串联了。对此，我和李先生并没在意。有一天半夜，国管局的高局长秘密来家，说：“李先生，总理安排你去检查检查身体，带上你的新夫人快走，总理的车在外等着哪。”我们便稀里糊涂地上了车，拉进了北京三○一医院，一住就是一个多月。连我们家的公务员、警卫秘书都不知道我们的去处。后来才听说，周总理怕红卫兵冲击李先生，便采取了这个紧急保护措施。

有报道说，北大红卫兵曾冲击过李先生。这是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那是我们从三○一医院返回原住处不久的一个晚上，北大有红卫兵到过我们家。李先生在大客厅接待了他们。他们只是请李先生讲了一段北伐革命的历史就走了。李先生留他们吃饭，他们坚辞不受。李先生叫秘书拿来一些饼干给了他们。那次我吓坏了，守着红色电话机随时听动静。李先生上楼，我看到他很高兴，这才放下心。就这一次。

关于红卫兵剪我头发的传说，那也不是真的。当时我新婚不久，留一头美发。在北京医院，同事们围上来开玩笑：哎呦！这是谁呀，资产阶级阔太太打扮。我一听，吓坏了，赶紧回到家里。正巧邵力子老先生给我打电话，关切地提醒我说：那头发别让红卫兵给剪了。我一听，赶忙找来剪刀，自己动手，剪成了齐耳短发。剪完了，李先生很高兴，让秘书给我俩照了一张合影像。就是你们那个李先生“回归祖国展览馆”展出的那张照片。事情就是这样。后来，法国有一家报纸寄来一张样报，说我被红卫兵剪了头发，挨批斗，扫大街。没有的事！为了这件事，还惊动了周总理。周总理多次追问，很关心。我说总理放心，有您的保护，我们很安全。

你问我胡若梅、胡友松、王曦这3个名字的由来，这可就牵涉到我的身世了。我的身世，可以说一直是个谜，对别人很少讲过。今天在台儿庄，我不说，对不起热情好客而且纯朴善良的台儿庄人民。

我姓胡是因为我的生母是胡蝶，就是30年代著名的电影演员胡蝶。她和谁好我不清楚，只记得母亲再三叮嘱我：“只有母亲，没有父亲。”后来，许多媒体说我的父亲是一位叫胡某某的国民党党政要员，这都是毫无根据的猜测。我最初的名字叫胡若梅，是我母亲给起的。只是希望我像梅花一样经得起风霜的考验。当时我母亲忙于拍片，忙于应酬，无暇顾及我，将我托付给张宗昌的一位姨太太抚养，并留下许多财产。后来，这位养母把钱花光了，我上学时非常困难。但我想，人穷志不短，便自取姓名叫胡友松，勉励自己像苍松翠柏一样意志坚强。我和李先生的结合，既是李先生对我的钟爱，也是我对李先生的仰慕和对组织决定的服从，我无怨无悔。在李先生住院到病逝的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相伴在他的病床前，不分昼夜地精心护理他，也算对得起李先生对我的钟爱，对得起组织上对我的信赖。

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进过监狱，上过湖北“五七干校”。在那里，没有人叫我的名字，都是直呼编号。后来进工厂当工人，有关领导不想让世人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便建议我改个名字。我便说，就叫王曦吧，晨曦的曦，新生活的开始，光明就在后头，多有朝气和希望呀。再后来，大概是1973年，落实政策，领导上为我重新安排工作，提出几个单位让我选择。我选择了第一档案馆。我不沽名钓誉，人们只知道我是王曦。至于胡友松，那都是档案里的名字。没有多少人知道我是李宗仁的什么什么人。所以，这次台儿庄区的领导到第一档案馆去找胡友松，费了不少周折，才打听到我和我的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