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正好周总理陪同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到大寨访问。谢振华去大寨尽地主之谊，借机向总理汇报了这件事，周总理找陈永贵进行了批评。陈永贵没法，等客人离开大寨以后，亲自带着团支部书记去参加了省里的团代会。

笼子里的大人物陈永贵到北京当大官，开始住在北京的钓鱼台，江青等“四人帮”也在里头占着房子。“四人帮”四处树敌，天天心惊胆颤，阶级斗争观念特强。钓鱼台除了门口由解放军把守，里面还有许多岗哨，一般人根本进不去。给陈永贵写材料的宋莎荫有一次住在那里，第二天在院里遇到一个警卫干部是昔阳人，老宋和他聊起来。

老宋先作自我介绍，人家说，不用介绍，知道你叫宋莎荫，昨天是几点几分进钓鱼台的门，几点几分又到过什么地方。老宋一听，愣了，这地方抬腿动脚都有人监视着，以后院子里出点事，自己一百张嘴也讲不清。他觉得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马上向陈永贵提出来，搬了出去。陈永贵进了钓鱼台以后，被封闭了，大寨党支部委员来看他，也被拦在院外，搞半天才能过去。陈永贵和一名昔阳带来的秘书，一名昔阳带来的贴身警卫，三个人住在一幢房里，老婆、孩子都不在，除了中央叫他开会，就得在这个家里泡着，他又不会看小说，好多文件他又看不懂。

他也不能老在院里闲逛，那算什么？人家都在干活，自己没活干？钓鱼台里的服务员天天进房搞卫生，清理东西，但他们有纪律，为了不干扰首长工作，进房只干活，不讲话。只有到晚上，大家休息了，秘书、服务员来看电视，陈永贵有了说话的对象，房子里才有了活气。这种生活对陈永贵来说，像住高级监狱，憋死人。陈永贵当时享受的是一级保卫。有一次，他想去王府井的东安市场（当时改成了有革命味的“东风市场”），秘书请示保卫部门，说没法保卫，不能去。因为他平时闲得无聊，曾提出干脆让他去北京郊区的中阿公社劳动（那时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关系特别好），开会时叫他回来。

但也因无法保卫，不能去。过去他到全国各地去，是个劳动模范，比较随便，现在成了中央大员，当地官员都怕他在自己辖区出事，总是里三层外三层地把他“包”起来。他接近不了群众，了解不到什么真实情况，陈永贵觉得这样下去，时间长了，非变成无用的傻子不可。他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出搬出钓鱼台，并要求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三分之一时间在大寨，三分之一时间跑全国。

毛主席马上批准了陈永贵的要求，并赞扬了他。他争取到三分之一时间在大寨，这是他争到的能自由自在的地方。他回大寨，不让北京的警卫战士到昔阳，他的理由是：“我是个农民，回家劳动，你们警卫干什么？你们还能给全国农民都派上警卫战士？”陈永贵失势以后，中央大员的头衔没有了，没有人保卫他了，他早上可以一个人上街溜达聊天了。年轻人、小孩子见了他，叫他“永贵大叔”。他终于又获得了失去多年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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