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吴桂贤也和陈永贵同时成为国务院副总理。辽宁省有个卖菜的女售货员叫李素文，那时也当上了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副委员长。天津有个工人叫孙健，也当过很短几天副总理。当时这一批进入中央领导层的人，文化都比陈永贵高一些。半文盲只有一个，就是陈永贵。那些人的威风都没有陈永贵大，陈永贵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树的，他们不是。

这种现象的出现，直接原因是当时要进行一场革命，要进一步让基层的工人、贫下中农翻身，登上高层的政治舞台，以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主席主张打破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他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经过共产党二三十年的改造，世界观仍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打破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办法之一，就是让工人和贫农、下中农到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去“掺沙子”。

当时，压制知识分子的极“左”路线，也给陈永贵造成偏见，以为只有体力劳动才是真正的劳动，脑力劳动不算劳动。有一天傍晚，他在大寨村口碰上我，他笑着说：“老冯，你看我们在地里受苦受累地劳动，你在这里溜溜达达，好轻松呀！”我说：“那好，咱们两个换一换，你来写稿，我上地劳动，我劳动七天，你写一篇稿子。”他说：“我可干不了你那活。”我说：“你们社员从地里回来，劳动就结束了，炕上一躺就能睡觉，我们可是走在路上也在劳动，躺在炕上还在劳动，有时做梦都还在写稿子，脑子得不到休息。”他不吭气了。

办公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国务院副总理是一个实职，不是摆样子的。陈永贵分工管全国的农业，天天要看文件，要作指示，还经常要报告。1977年，有一天我们几个记者在北京东四他住的地方。他那个大办公室里有一张两米长的条几，上面整整齐齐排着好几十种文件和内部刊物，政治、军事、外交、工业、农业、教育、文化、科学，哪个部门的都有。他笑着指指这一大堆文件，对我们说：“这是我干的事吗？这是你们这些有文化的人干的事嘛！”小范围内开会研究工作，这好办，他可以讲话，也可以不讲话。

视察工作时，发几条口头指示，对他来说也不难。就是一到要认字、写字时，他就难办了。他每天要批阅的材料很多，这些材料都由他从昔阳县带来的秘书先看，然后挑重要的向他说说，或把重要的地方划出来给他看，认不得的地方给他念念。他同意的，就在材料上画个圈，或写个“同意”。好多事，他实在弄不懂，但画圈却画得很快。这是怎么回事呢？他的亲密战友张怀英曾问过他：“你怎么画圈这么快？”他说，他看见华国锋、李先念画圈，他也就画圈。他信得过他们。李先念是老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

他口才很好，讲话也有点辩证法，经常有从实际生活里总结出来的新见解，敢讲一些别人不敢讲的话，语言生动、通俗、幽默。只要是讲农村的生产和工作，在内部作报告，他从不用讲稿，随口说去，还很有点吸引力，也不乱。到正正规规的公开大会上去作报告，他可苦了。他怕讲走火，那就要让秀才先按他的意思写出个讲稿来，由他到会上去念。这种书面讲稿，按我们这样写法，他是没法念的。昔阳县专门为他印了一种稿纸，一个格子抵得上普通稿纸的四个格子大，行与行之间也空得宽，一页只有约一百字。用县里有那么几个熟悉他认字习惯的秀才，把他的讲稿用正楷抄在这种稿纸上，他不认得的字，要在空行里注上他认得的同音别字，这样的讲稿，他才能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