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个没有文化的老农民，他当官有一个别人绝对没有的优势。他讲话讲对了，办事办对了，别人说他马列主义水平高。他讲话讲错了，办事办错了，他说自己是个农民，没有文化，本来就不能当那么高的官，别人也不好怎么责怪他。他是进能攻，退能守。

不脱农籍不拿工资这又是一件奇事。陈永贵当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在国务院办公，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政府官员，他却不脱农籍，不拿国家工资。他是当代世界上惟一既是高官，又是农民，具有双重身份的人。

陈永贵当上了副总理，他是可以把自己的农村户口迁到北京来的，是应该拿国家工资的。但是他不迁户口，不拿工资，仍然保持自己是农民的身份。

在中国的等级金字塔中，最低层的是农民，他们不能列入任何国家的等级，他们没级。毛泽东对这种制造新等级的一套做法是反感的，他怀念革命根据地里那种大致平等、水平低下的供给制生活，讨厌工资制，并提出过恢复供给制。在他的思想影响下，1958年“大跃进”中，报纸上就批判过当时的工资制，说它是表面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文革”中，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达到高潮。那个时候在广大农村的思想教育中，还把农民向往城市生活，想进城当工人，不安心“为革命种田”，批判为资产阶级思想。

陈永贵是个农民，对农民的社会地位低下一肚子火，又知道毛泽东不喜欢这种等级制，他就起来革命了。陈永贵当了副总理，身上仍然穿对襟扣的中式农民装，头上仍然包着一条华北农民包头的白毛巾，开党中央的会，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这样。他脚上从不穿皮鞋、凉鞋，只穿自己老婆做的老农民布鞋。成年风吹日晒，重体力劳动使他满脸刻着深沟。他既然还是大寨公社的社员，回到大寨，还和社员一起下地劳动。他这种革命行为，工人、农民知道后，特别赞扬、敬佩，说他保持了劳动人民的本色。

陈永贵为国家工作，不拿国家的工资，他靠什么生活呢？

我们国家那时把农村里的基层干部称为不脱产干部。陈永贵当了副总理，就把自己划在了这种出外工作但仍不脱产的干部里头。只是别的不脱产干部外出活动是短期的，他出来当副总理是长期的。开始由山西省每月补贴他六十元，后来涨到一百元，同时北京每天再给他一元两角伙食补助，大寨每年还给他记一个中等男劳动力一年的劳动日，到年终，社员一个劳动日分配多少钱，他也分多少钱。

当时大寨的分配水平在全国算比较高的，一个劳动日约一元四角到一元五角，能买一斤八两到二斤猪肉。那时我们新华社山西分社副社长马明是厅（师、地）级干部，每月工资是一百六十六元。陈永贵既是一个不脱产干部，在北京住房自然就不出钱。他吃饭也花不了多少钱，原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给他配了一名高级厨师，过了些日子，他说：“他做的我不爱吃，我爱吃的他不会做。”他把高级厨师打发走了，自己从昔阳县找了一个会做家乡饭的厨师，这人小名叫石头。他会做陈永贵爱吃的昔阳面食：拉面、抿曲（一种面食）、假豆腐（一种玉米粉面条）、饺子等。饺子也不需要三鲜之类的高级馅，只要有点猪羊肉，加上胡萝卜和粗粉条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