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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离不开北方农民泡的酸菜。这位副总理的饭菜水平达不到江浙和广东中等农民家的水平。他爱喝一点儿烈性酒，六十多度的酒，喝四五两是小意思。他在位时，茅台、汾酒都很便宜，他也喝不了多少钱。这个人吸烟凶得很。当了副总理，会见外宾，视察工作，不能再在脖子上挂旱烟袋了，改吸香烟。
香烟比旱烟颈小，他吸起来，把烟夹在食指和中指的指根间，捂在嘴上使劲吸，一根接一根。过去的烟没有过滤嘴，他一根没吸完，就把烟屁股里的烟丝拧掉一点，然后拧进一根新的，接着吸。开一上午会，他吸一上午烟，最后可能只有一两个烟屁股，烟里的尼古丁一点儿不剩，全到了他的肺里。他后来得肺癌，和这有直接关系。他吸那么多高级烟，就按当时比现在低得多的价格算，他也吸不起。他走到哪里，人家都把国产的“中华”牌、“牡丹”牌香烟放在他的面前。这一点他是公私不分了，是私吸公烟。国家对不脱产的干部，是不补贴烟钱的。
陈永贵不当副总理以后，在中央的安排下，把户口转到了北京，老伴宋玉林和最小的儿子陈明亮都到了他身边。他被安排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这时他才成了国家正式职工，据说每月工资一百五十元，同时每月给他五十元保姆费（当时正部长级干部有保姆费）他将原来东城区的副总理小院让了出来，搬进了西城区木樨地的高级干部楼。他的工资低，物价又年年涨，国家给他免除了全部房租水电费。他很自觉，东郊农场瓜果收获时节，他就不去了。下台以后，他也不轻易坐国家给保留的专用小汽车。他妻子是农村妇女，没有工作，厨师撤走以后，由她做饭。
只有周总理敢公开批评他陈永贵到“文革”后期，已达到全国只有一个人敢公开批评他的程度。这一个人就是周恩来总理。“四人帮”和其他一些人，背后也骂陈永贵，但不敢公开批评，更不敢见诸文字。
毛主席不能批评陈永贵吗？毛主席当然能批评陈永贵。但在他在世时，对陈永贵和大寨，只有表扬，没有批评。
周恩来批评陈永贵和大寨很多次。1965年5月21日，周恩来陪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科列加去大寨时，批评了大寨的虎头山上没有树，指出这一点要向李顺达领导的山西省平顺县西沟大队学习。“文革”中，山西两大派闹得全省无法生产，无法工作，社会生活无保障，陈永贵属于其中的一派。
1969年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山西省参加冶金会议的代表时，陈永贵在场，有人喊口号：“向陈永贵同志学习！”周总理马上指出：“学习大寨，学习陈永贵，对的学习，你们不能学习他的派性。”周总理说：“陈永贵同志是高举大寨红旗的，但是在最近几个月，他陷入了派性。”陈永贵从来认为大寨人是大公无私的。
周总理在1971年11月15日晚对美国朋友韩丁说：“大寨是有缺点的……先公后私就不错了，哪有大公无私？没有私哪来公？没有小哪来大？没有上哪来下？”他还不同意陈永贵的极“左”的做法，他对韩丁说：“自留地还是要有，农民总还要补充，自由市场还是要的，肩挑贸易、小商小贩还是要的。”1973年4月，山西省共青团开全省代表大会，这时山西省恢复了中共山西省委，省委第一书记是谢振华。陈永贵认为谢振华是反大寨的，不让大寨团支部派代表去参加大会，抵制这个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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