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3月08日 14:17
民进中央关于加快公安工作法治化进程的提案，呼吁尽快制定《公安法》，进一步规范公安职能、明确管理体制、确定执法权限和相应责任，防止公安出现类似“薄家军”、“周家军”的现象再现。
3月4日上午，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罗富和接受凤凰网主笔陈芳专访。摄影：赵文娟
3月4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罗富和接受凤凰网独家专访，介绍了民进中央2015年提案情况。罗富和向凤凰网透露，今年，民进中央共向全国政协提交了39份提案。这些提案中，既有建议规范国家通用语言、提高医学毕业生待遇等具体问题，亦有建议长江流域水资源统一调度、缩小京津冀政策落差等涉及国家重大战略的议题。
罗富和还特别提到，民进中央关于加快公安工作法治化进程的提案，呼吁尽快制定《公安法》，进一步规范公安职能、明确管理体制、确定执法权限和相应责任，防止公安出现类似“薄家军”、“周家军”的现象再现。
文/凤凰网主笔：陈芳
国家通用语言打上民族标签是危险的
凤凰网：民进中央关于规范国家通用语言表述的提案中，提到“汉语”不等于“普通话”，不主张使用“汉语”，出于什么考虑？
罗富和：我们注意到现行《教育法》第十二条规定，“汉语言文字为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基本教学语言文字。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可以使用本民族或者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教学。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进行教学，应当推广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规范字”。
在同一条规定中，对于教学语言文字的前后表述不一致，很不严谨，且与《宪法》和现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不一致。《宪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2000年颁布实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二条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实际工作中也存在问题。我们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双语教学”，实际工作常表述为“民族语言和汉语”。由于“汉语”在维语、藏语、蒙语等民族语言中被翻译成“汉族语言”，在民族地区提倡学好汉语就会造成要学习另一个民族语言的曲解，人家就问，我们为什么要学另外一个民族的语言？既不利于民族团结，也不利于国家认同的形成。我们就此提议应以“民族语言和普通话”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学的涵义予以明确。
在外交、教育和文化等国际交流领域，同样存在表述上的混乱，国际上通用的Chinese，翻译实为“中文”，但我们国内在表述时常以“汉语”替代，这是不准确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访华时说中文的新闻，扎克伯格本人说的是学习“中文”，可到了官方媒体那里，却成了秀“汉语”。联合国中文官方网站标明其官方语文之一是“中文”，而非“汉语”。因此，我们提议国际交流领域应坚持推广“中文”，避免推广“汉语”造成误解，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汉办）建议改称“中文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应职能表述中，也应用“中文”推广而非“汉语”推广。
我们还提议加大推广普通话的力度，进一步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和国家认同感。《宪法》专门用一条确立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的法律地位，从50年代就开始在全国推广普通话，但现在行政部门搞乱了，用“汉语”代替“普通话”，把通用语言标上了民族的标签，是非常危险、非常可怕的。
凤凰网：这样一个看似很小的问题，背后有着很深的政治意义。
罗富和：实际上是政府有关部门在工作中出现了违宪的情况。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政府部门要认真维护宪法的权威。
我们看到了行政主管部门在推广汉语的时候，对普通话的宪法地位考虑得不够。普通话，不是普普通通的话，是经过宪法规定的全国通用的语言文字，具有宪法赋予的官方语言地位。我们后来出台的相关法律，《教育法》也好、《通用语言文字法》也好，都应该以宪法为依据。
民主党派一项很重要的职能就是发挥民主监督作用，这也是我们在履行对政府是否依宪行政的监督责任。
对我们自身而言，要履行好这一职能，也要学习宪法、学习相关法律。准备这个提案，我们从《宪法》到《通用语言文字法》，到《教育法》，以及互相之间的关系，也是做了一番研读。还就普通话和汉语的历史背景查阅了相关文献、咨询过一些专家，民进内又进行研讨，最终形成了这样一份提案。
制定公安法防止其成“薄家军”“周家军”
凤凰网：民进中央今年的提案中，有一个是《关于加快公安工作法治化进程的提案》，想要通过该提案解决什么问题？
罗富和：民进中央今年提的39个提案中，在我看来，排在第一重要位置的就是《关于加快公安工作法治化进程的提案》，对目前公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路径提出了建议。
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传统政法系统即公检法司，公安排在第一，可实际中的政法改革，绝大多数是检察院和法院的改革，公安很少涉及。
公安机关作为依法治国的重要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保护公民人身财产与公共财产安全、预防惩治违法犯罪活动方面，成效显著。但也要正视公安机关队伍庞大、机构复杂、问题很多的现实，需要加强公安工作，也需要规范公安工作，因其与公众接触最多，现实中滥用警力、非法用警现象突出，比如去年发生的警察醉酒开枪打死人的恶性事件，很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和民众质疑。
至今我们国家没有《公安法》这一母法，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出入境管理法》等具体法，母法最重要的是要规范公安的职能、管理体制、执法权限、法律责任等。
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公安管理体制不明确，公安到底是党委管？政法委管？还是政府管？ 这个问题不解决，公安就有可能成为“薄家军”、“周家军”！因为公安是有武装的，有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权力的。
为此，民进中央建议必须加强公安法治化进程，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法，作为指导和规范公安工作、统领公安各个领域法律法规的基本法，对于公安工作的管理体制、组织机构、队伍建设、权利与义务、法律责任、保障机制、执法监督等内容做出明确规定。还建议尽快启动修改1995年制定的人民警察法，按照法治中国建设的目标方向，依据宪法精神、法治原则、人权保障原则完善警察职责和警务管理内容。
建议长江流域水资源统一调度管理
凤凰网：除了以上两个提案，民进中央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提案？
罗富和：我们还有一个关于“长江流域水资源统一调度管理”的提案，这是民进中央2014年在长江中上游地区大调研后形成的。长江经济带作为国家三大战略之一，上中下游都有一批国家级重要规划，诸如上海自贸区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改革试验区、成渝经济区、贵安新区、重庆两江新区等。而这些发展规划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对水资源的承载能力考虑不足，长江流域也未有牵涉到淡水资源统一调配的管理。
由于建了很多水电站、大坝，整个长江流域生态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在中游地区：汉江流域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上游水库群和洞庭湖水系、鄱阳湖水系，本应是“汪洋一片”的夏季防汛期，竟然出现冬季般“枯水一线”的罕见干旱，遭遇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在下游地区：每年的枯水季节，长江口都有不同程度的咸潮现象，去年年初长江口遭史上最持久咸潮，上海200万人饮水受影响。所有这些问题的核心是长江水资源缺乏统一调度管理。
我们提议，长江流域有必要学习黄河流域水资源统一调度的成功经验，最近十五年来黄河没有出现断流现象，且发电量不受影响，重要原因就是黄河水利委员会承担了黄河全流域水资源的综合调度。长江需要学习黄河流域，提早介入，不要以为现在水还多就不需要。
民进中央还建议提高医院医生薪酬待遇。2015年初，广东省教育厅发布了广东省2014年大学生就业质量报告，报告显示初次研究生就业薪酬最低的是临床医学博士，仅两千多块钱；研究生初次就业薪酬最低的20个专业中，有13个是医学类专业。这与医学类学生受教育的程度和花费严重不成正比。如此低的薪酬，难免产生以药养医的灰色地带。因此，我们建议提高医生待遇，让医生有职业自豪感，这样才能在这样一个人命关天的工作中负起责任。
此外，今年我们还提出了我们还提了“关于解决县城学校大班额问题的建议”、“给予民营书业合法出版资格的建议”等等。
河北与京津存在政策落差导致京津冀一体化受阻
凤凰网：民进中央提案一般关注哪些层面问题？有无得到政府部门的反馈？
罗富和：民进中央的提案主要是针对中央部委层面，但也会涉及到一些地方。比如今年我们还有一个提案，关于缩小政策落差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提案。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审议研究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但民进中央经过调研发现，河北与京津长期存在的政策落差，导致河北发展一直处于被动局面，成为阻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制约因素。
河北的很多政策比不上北京天津，比如建设国家创新示范区，北京、天津享受国家对科技创新领域先行先试的各项优惠政策，聚集了更多的科技创新资源，相比之下，河北政策比不上京津，政策的落差就导致科技型企业只会聚集在在北京天津，很难转移到河北。
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方面，环北京周边河北有十几个国家贫困县，河北生态保护的任务最重，又面临发展矛盾。比如造林绿化，造林的实际成本在1000元/亩左右，全国的补贴400元/亩，不足的部分需要地方财政给予补贴，北京财政富裕，能投入大量资金，但河北拿不出那么多钱，而树苗价格已被抬高，从而影响河北农民造林的积极性。
再比如南水北调之前，河北数个水库，不给河北供水，直接供给北京，河北因此全部停止种水稻等耗水作物。
而这些问题，都是由于政策落差造成的。只有缩小政策差距，最起码持平，才能加快整个区域的协调发展。因此，我们就提出缩小京津冀政策的差距。
双周座谈和大调研强化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地位
凤凰网：在确保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实效性方面，全国政协有哪些制度保障？
罗富和：政协会议，是协商民主的一个重要平台，作为民主党派，我们非常重视在政协这个平台上发挥作用。
俞正声主席主持政协工作以后，反复传达了中央对政协工作的要求，可以看出中央对政协工作是高度重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门研究政协工作时，把政协中属于中共党员的副主席全部邀请去参加会议，这在以往是没有的，可见中央最高层对加强政协工作寄予了非常大的期望。
俞主席2013年担任全国政协主席后，推出了双周座谈制度，每两周一次，每年都有20次双周座谈，每一次都是俞主席亲自定主题，亲自主持会议，最后形成报告，又亲自报批中央，这就给了各民主党派、政协各个团体很多参政议政的机会。
俞主席设计这项制度，有一个深远的考虑，就是五年下来，要让2000多名政协委员，每人至少有一次参加双周协商，从而更好地发挥委员的作用。
去年，又有一项制度创新——即听取民主党派大调研报告制度，这是受中央委托的，八个民主党派每年领一个题目进行调研。去年俞主席亲自主持会议，听取八个党派大调研报告，他是以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的双重身份来听的。各个部委也都派人来，至少是副部长级别，拓宽了党派发挥作用的渠道，也加速了党派调研成果的转化。民主党派大调研形成的很多报告，都转化成了政协大会的各种提案和政协大会的大会发言。
政协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深意
凤凰网：俞正声在做政协报告时，强调加强政协自身队伍建设，时隔多年后政协再次提出反腐，政协提反腐的用意是什么？如何加强反腐？令计划苏荣等人政协委员的落马，暴露出政协哪些问题？
罗富和：俞正声主席在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明确提了政协也要加强反腐倡廉。一年来，大概十几位全国政协委员，因为违纪违法被除名，但他们所犯的这些事情，绝大部分在他们担任政协委员之前。
为什么依然要加强政协的反腐倡廉建设？我记得俞主席在一次政协常委会上，阐述得比较深刻。一方面，政协机关和政协领导核心，在涉及人、财、物方面，应该加强廉政建设。另一方面，政协委员里，有相当一部分是官员，要求这部分委员在从政过程中带头加强廉政建设；政协委员里，有不少科研院所、高校等机构的人员，要求他们在科学道德、学术道德、科研项目各方面带头守法；政协委员里还有不少是企业家，也要求他们遵纪守法，不要为了加快企业发展，用非正当的手段拉拢官员、行贿官员。所以政协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也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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