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被捕后曾称要请哪个律师：此人敢替我辩护

核心提示：江青正用手平整着一件黑色棉背心：“我请史良，是因为她敢替我辩护。至于你们……” 

本文摘自：《名人传记》2014年第6期，作者：张思之，原题为：《张思之：亲历林彪、“四人帮”两案的审判辩护(上)》

被召集到一起时，这些往昔雄辩潇洒的律师，话语无多，气氛凝重/指定的第一位组长坚辞不就

初见张先生，我的印象是他不太像几经唇枪舌剑后等待别人定夺的律师，更像是手攥裁决权的大法官。 

我虽然不了解林彪、 “四人帮”两案审判的内情，但仅凭对中国国情及意识氛围的熟悉，也能推断出：不会有人主动提出要为“两案”的主犯们辩护。张先生证实了我的推断：“我们没人是自己找上门的，都是被法庭动员出来的，而且是苦口婆心的动员。” 

特别检察厅和特别法庭成立后，司法部副部长陈卓受命负责法庭管理工作。辩护组成员的名单很快拟就，以北京、上海的专职律师和法学家为主；恰巧当时有两个法正在酝酿推出，一些外地的法学家来京讨论，就又从中挑选了数人，共十八个人，都是刑诉圈内的知名人士。 

陈卓亲自出马，按图索骥，不料一开始就吃了闭门羹。原定辩护组组长，北京大学著名的法学教授陈守一，不仅对组长一职坚辞不就，而且在推荐由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甘雨霈替代自己后，反复声明对辩护组的工作一概不闻不问，理由是年事已高，身体欠佳。结果时任北京律师协会副会长的张思之，不得不勉为其难，担任辩护组组长，陪着陈卓，去动员其他人。 

十七名组员，悄悄地住进了国务院第二招待所。他们被告知要严守秘密，甚至不能与家人联系。但是还是有人走漏了风声，一位准备做王洪文指定辩护律师的人的名字，出现在外电报道中。不少外籍记者甚至把电话打到“二招”。走漏风声者，随即被取消辩护人资格，整个辩护组又转移到国务院第一招待所。 

这些昔日唇枪舌剑、伶牙俐齿的律师们本来也没奢望什么，只想与国民一起分享嘲弄历史的小丑被绳之以法的大快人心。然而命运之神无情地迫使他们放弃这并不算奢侈的期待，当他们由衷地呼唤林彪、“四人帮”其罪当诛之际，历史偏偏把他们推上为举国皆曰可杀的林彪集团，特别是“四人帮”集团主犯辩护的法庭。谁愿用自己的清白，去同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罪犯的远扬恶名做交换？ 

感情冲突，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律师们望案生畏的，还在于林彪、“四人帮”案件的特殊和复杂。“两案”发生在“文革”期间，当时的基调是“党内路线错误地被林彪、‘四人帮’利用了”，因此林、江等人的罪行，同党内的路线错误是分不开的。然而律师没有被赋予判定是路线错误，抑或犯罪行为的权利，这个事关党的性质，不能由律师定。这一特殊性不仅决定了政策把握的繁难，同时决定了律师的作用，没有太多的发挥余地。 

翻阅案卷、介入审判的准备是仓促而紧张的，公诉方面的工作，至此已经进行了不止一年；而从辩护组集合到开庭的时间，则仅在一个月之间。 

江青提出“请律师替我说话”的要求/张思之脑子里冒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奇怪念头

1980年10月23日，京郊秦城监狱传出消息，江青向监所方面提出要求：“想请律师替我说话。”“替江青说话？！”这句话像一块巨石投入深潭，辩护组驻地的沉寂顿时被打破了，众人对江青末日临头依然骄横，嗤之以鼻。 

来自华东政法学院的朱荣华，是位专攻刑法学的学者，天生的乐天派，被组员们戏称为“happy”。他独树一帜地说：“‘老娘’那句话的重点，在三字――‘请律师’嘛！” “江青辩护师！”谁愿顶着这空前绝后的荆棘之冠，同她一道遗臭万年呢？ 

然而在此后的十八天内，又是消息皆无。等待实在是种煎熬，大家心都悬着，猜测着可能的结果。上海市律师协会会长韩学章，是律师界久负盛名的老大姐。有人对她说：“看来只有韩大姐给江青辩护最合适了。”不料，平日和颜悦色、极少动气的大姐，立即反唇答道：“除了她，为谁辩都行。国人皆曰可杀，我也一样。” 

听着组员们的对话，张思之也在思忖：江青的确其罪当诛。但作为律师，又不可忽略一个基本原则，再作恶多端的被告，在法庭上，他依法应得的权利，也不可随意剥夺，律师的责任之一，就是监督这种权利是否得到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