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被捕后曾称要请哪个律师：此人敢替我辩护

“我请史良，是因为她敢替我辩护。至于你们……”她吞而不吐的，显然是“大概没那个胆量”的挑战性语言。张思之不想就此引起争辩，他沉默不语。江青似乎感到没趣，转而说：“检察员不止一次对我说，‘谁敢替你辩护呢’。”顿了顿，她又说：“替我这个案子辩不容易噢！得学好多东西！得学九大报告、‘五一六通知’‘十六条’，不学习那些党的文件，不可能替我辩！” 

“你扯得太远了，律师办案子，哪些文件应当学，哪些东西不必看，我们自会安排。现在首先应当解决的问题是：你必须明确表态，是否要求委托律师辩护。”张思之感到她简直是在胡搅蛮缠。 

“我讲过多少次了，我身体不好，易忘，易激动，有时感情一激动就说不出话来。因此想请个顾问，在法庭上好替我说话；我有不懂的问题，可以同顾问商量。” 

“这个要求，没有法律根据。替你说话，不是律师的职责。这种出格要求不可能被接受。但作为辩护律师，对于被告人提出的问题，只要与案子有关，都会做出答复，这也可以说是起到了顾问的作用。”张思之耐心地告知江青。 

“那好！我请你们先解释一下，什么是公诉，我的案子是谁起诉的。” 

这个问题本可以不回答，但朱荣华还是宽容地翻开《刑事诉讼法》，简明扼要地做了解释。江青把手放在耳根后，听得很认真。朱荣华刚有停顿，她便高声叫道：“检察员江文为什么欺骗我，他说还没和我谈完，怎么就起诉了？” 

朱荣华说：“没谈完要看什么问题，起诉方觉得犯罪事实查清了，证据也充分了，就可以起诉。被告人想说的很多，起诉后还可以……” 

江青没把话听完，又嚷道：“我要控告公安部！他们那不是侦查，是法西斯绑架！绑架之后，把我扔在地板上，六个小时没人理我……” 

张思之觉得有必要控制住她越扯越远的话头，插言说：“你的所谓控告，在你没有正式表示委托，或正式请求法庭指定我们做你的辩护律师时，我们不能就实质性问题对你做出回答，甚至我们现在的谈话，也难以继续下去。” 

“我请你们，是要你们跟他们辩，可不是让你们跟我辩”/她不理张思之，对朱荣华说：“按宪法、国法、党纪，我都没罪” 

江青没想到张思之会毫不客气地打断她的话，勃然大怒，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声音更高了：“我最怕别人打断我的话，一打断，我就紧张。我是个病人，原来血压低，现在血压高，耳朵也不好，又神经衰弱。你这态度……”她仿佛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失态，随即转而用和缓的语气说：“可能与你的职业有关吧？” 

言来语去，张思之已经洞悉江青是在试图控制此番交谈，他决定不让她牵着走，于是再次追问她是否打算请律师辩护。江青好像在极力避免正面回答，又把话岔开说：“我请你们，是要你们跟他们辩，可不是让你们跟我辩。”她自以为抓住了理，接着说：“他们，就是叶、邓，我的立场与他们不一样；一样，我就不到这里来了。他们已经走得很远了……” 

“你的话离题太远了！”张思之感到不能让她这样东拉西扯，再次制止她。“你说话不要那么大声嘛！我有病，我怕你的声浪的震动。”江青说。“你刚才要求我们说话大声点，现在又出尔反尔！”朱荣华也有些气愤。“现在距离近，我已能听清楚了。”“既然听清楚了，就把你的结论告诉我们，请律师，还是不请？” 

江青的情绪在急剧变化，显出激动的样子，眼圈也红了，低下头轻声细语地说：“我是想请个顾问，可不是以犯人的身份委托。”“你对起诉书的意见，只有与你建立了委托关系之后，我们才能考虑。”朱荣华说。“按宪法、国法、党纪，我都没罪。”她斜过头，对着朱荣华，不理张思之，“你要相信他们那个（指起诉书），怎能替我辩护呢？”“那是第二步的事，首先你要决定是否请律师！”张思之说。 

江青依旧回避着，突然用手指着朱荣华放在桌上的袖珍本《法律汇编》，说：“你那本刑法、刑诉法，是不是可以送我一本？”“这种要求，你应该按规矩向监所提。”“这么大案子，连一本小书都不肯发，这么吝啬！”“如果我们成为你的律师，这方面的要求，我们可以代你提。” 

“你们是那边的人，那就不能做我的律师！”江青终于失去了耐性。“那么，你的意思是不请律师，或者是不请我们做你的律师，对吧？”张思之针锋相对。江青感到不应一下说得过死，马上转圜说：“你们再让我好好考虑考虑。”“考虑可以，但今天一定要告诉我们考虑的结果，我们没时间久等。”的确，此刻距离开庭，只剩下一个星期了。 　　“我理解，很理解。我的问题那么复杂，材料那么多，你们工作量会很大……啊，问题多，都是我们党内的事。哦，现在我不是党员，被开除党籍了。不过，那是他们把我开除的！”她又借机发泄内心的愤懑。 

又费了一番口舌，江青才答应下午3点前告知考虑结果。该退场了，江青恢复了来时的谦和，点了点头说：“你们不会怪罪我吧？我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