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中国能自德国海权兴衰汲取何种教益？

德国的前无畏舰（资料图）

综上所述，柏林一朝启动其造舰计划，便足以触发英国民众、政府以及海军的坚决回应，引起一系列可能促成战争爆发的互动。然则假使德国欲强行自英国手中夺取海军优势，则务必投入海量的资源，而这是柏林无法承担的。我们自可断言，德国无力承担因专注海军带来的大陆防御削弱这一高昂机会成本，因此，德国领导人只能在采取海上战略主动的问题上罕见地保持沉默。造成这一状况部分是因为他们在海军战略问题上视野狭窄，此外，威廉二世对海权所抱的随心所欲的态度也要负很大责任。“如果舰队仅仅代表了一类异想天开的奇思，随之而来的必将是凄惨的战略后果”（霍华德·比尔：《西奥多·罗斯福与美国之崛起为世界强国》）。

这种“领导力赤字”（Leadership Deficit）的状况在今天的北京就不可能出现。中国一贯以审慎的态度培植其民族意志，同时发展海军力量，以便在规避过多有害关注和对抗的情况下实现长远的海上雄心。北京恪守邓小平在数十年前提出的“韬光养晦”规诫，将其海上利益和进取姿态限制在纯粹防御性的范畴内。远在25年之前，他们开始启动“近海防御”（Offshore Defense）的战略，据此指导其海军以高度攻击性的行动和战术来实现纯粹防御性的战略目标，而近海防御直到今天仍是中国海军学说的基石。

上述状况与德意志帝国那种典型的蛮横鲁莽姿态构成了鲜明对比。事实上，北京的近海防御学说使得美国以及中国的主要邻国无法为“中国威胁论”提供有力的证据，也没有借口来鼓吹戒备中国。中国的外交官们一致强调要以和平方式解决领海争端；并行不悖的是，北京惯于以相当笼统的言辞界定其海上目标，并在事实上把专属经济区的范围和领海等同起来。迄今为止，这种策略在亚洲各国首都以及华盛顿所向披靡，成功地缓和了擦枪走火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身处政府最高层的政策制定者已经公开采取攻势，力图有效借重要求进行海上冒险的民族意志。在这方面，胡锦涛主席刚好就是一个例子，他率先对解放军海军和多数公众进行了鼓舞。在2006年12月召开的第十次海军党代会上，胡锦涛指示海军官兵“努力锻造一支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要求相适应的强大的人民海军”，并“按照中国特色军事变革要求，推动海军建设整体转型”。这位最高领导人的目光已经投向了千里之外的海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