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版马汉理论：德国能说不能练的“风险理论”

1909年时的英国海军战舰（资料图）

在分析德国主动挑起海军竞赛的动因时，一个术语“风险理论”（Der Risikogedanke）是学者们经常提到的。它的始作俑者是“公海舰队之父”冯·提尔皮茨海军元帅，目的是在不必真正进行决战的情况下，仅凭相对实力上的接近就迫使英国放弃发动新的特拉法尔加海战的想法，继而承认德国的第二号海军强国地位。提尔皮茨还希望按照“风险理论”建成的公海舰队能充当“世界政策的杠杆”，以便“不必在其他任何地方直接投入力量，单靠北海中的舰队就能影响全球”。20世纪初德国的整个海军军备建设计划，几乎都是依据“风险理论”来操作的。

然而，“风险理论”既没能避免英德两国最终兵戎相见，在1914-1918年的海上战局中也没能为德国赢得任何优势。这就使我们必须审视：“风险理论”的基本设定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它没能按照最初设想的模式影响真实历史？

首先来看1897年第一次舰队法案通过前，德国海军中流行的传统观念。1871年完成统一后，德国同时濒临两个窄海——北海和波罗的海，在这两个方向上分别要面对法国和俄国这两个假想敌。在传统的安全设定中，德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陆地，尤其是素有积怨的法国，加上军事容克和大陆军主义在第二帝国长期占据优势地位，德国海军在1873-1896年一直是以近岸防御和商业破交战作为主要任务设定的，军备建设也比较按部就班。到1896年春，德国海军仅有4艘新的“勃兰登堡”级战列舰、10艘旧式铁甲舰和8艘较小的岸防装甲舰，而英吉利海峡周边的法国舰队有8艘新型战列舰、8艘旧铁甲舰、2艘岸防装甲舰和2艘装甲巡洋舰，波罗的海内的俄国舰队则有5艘新型战列舰、1艘旧铁甲舰、8艘岸防装甲舰和9艘装甲巡洋舰，德方即使仅仅保持守势都很吃力。由于实力对比悬殊，1880年代的德国海军一度效法风靡一时的法国“青年学派”，鼓吹用鱼雷艇对抗法俄两国的主力舰，进行不对称作战。当时的海军国务秘书（部长）冯·卡普里维和青年时代的提尔皮茨都是这一学派的拥趸。

当然，德国人也不是没有考虑过“对称”情形下的作战。不过他们不像英美海洋国家那样有辉煌的海军历史资源可供汲取，普鲁士擅长的是陆战，精通的也是以拿破仑战争为模板的近代陆战理论——19世纪最有名的两部战略学著作，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约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都是以拿破仑战争作为观察对象的，后一著作曾对马汉撰写其“海权论”四部曲发挥过重要影响。1880年代的德国海军理论权威施滕策尔和冯·马尔赞正是从约米尼的书里习得了“决战至上”的观念，并把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保持攻势、在主战场集中大部分兵力等陆战原则化用到了海战研究当中。如果把这些原则和马汉后来的总结做对照，应该说共通之处很多，但必须注意：马汉虽然也强调决战的意义，但他对地理位置的决定性作用强调再三，并认为后者构成了海军战略的基础之一，这些在德国的“仿陆战”理论中是不存在的。而且，马汉虽然认为舰队决战是建立制海权的最有效途径，但他同时还强调，决战的机会不是永远都能争取到的，如果无法遂行交战，应尝试通过封锁瘫痪敌方舰队，这也是德国人没有认识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