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克:和妻子分居六年后决心留下

郑克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解放前是北洋大学的教授，解放后担任过天津大学校长。“文革”后，父亲被打倒成了天津市反动学术权威，郑克也自然成了“狗崽子”。父母被关进了牛棚，保姆被辞退，哥哥嫂子在北京工作，照顾弟弟妹妹的重任便落在了还在念初中的郑克头上。

1968年12月，天津的数十万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号召，分批奔赴边疆。“我当时没有太悲观的情绪，反而觉得到农村去是一种解脱。”郑克下乡那天，还在牛棚里的父母被工宣队押着去了火车站送孩子。一家人默然相对，心底苦涩，却无眼泪滑过脸庞。

一咬牙困难就过去了

郑克下乡的地方是昭乌达盟敖汉旗敖吉公社车罗城大队。当地风沙极大，刮风的时候，一米外的人只能看见一个模糊的影子。5月份正是种地的时候，结果头一天撒下的种子第二天就让风给埋了。最让郑克受不了的是锊粪和耪地。他和另外9个知青耪到第二天，上午收工的时候锄头都扛不住了，拖着回到土房子里，饭都没吃就爬上炕躺下呻吟。“我当时思想斗争得那叫激烈啊!后来我想，终究要爬起来的，这关早晚得过，于是咬牙下炕，拉着锄头便出去了。”那天，郑克一个人耪了一下午地。回去的时候，也不觉得那么累了。直到今天，郑克仍常常回想那个午后:“从那时开始，我无论遇到困难就会告诉自己，像当年一样，一咬牙就过去了!”1973年6月，“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郑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片热土给了我太多

1973年，郑克经被招入辽宁省第一师范学院政教系，3年后毕业，郑克被分到赤峰师范学院当教师，后升任副校长。后来又被调到赤峰教育学院当了5年院长。2003年，赤峰市组建第一所本科普通高等学校——赤峰学院，郑克出任党委书记至今。

“这么多年也不是没考虑过回去。我和妻子1977年结婚，她和孩子一直在辽宁抚顺，我一个人留在赤峰。当时的想法就是随时可能走，于是也没有给他们俩办调动。”直到1983年，郑克把妻子和孩子调到赤峰，从此决心扎根于此。“我17岁下乡，受到农村广大干部和乡亲的教育，懂得如何面对人生。在赤峰市工作多年，又受到老教育专家们的言传身教和提拔。这片热土给了我太多，我也该回报这片土地。”

韩会民:

退休后带老乡实施“日本胡萝卜大计”

回忆起1970年4月11日从沈阳刚来到赤峰的情景，56岁的韩会民忍不住脱口一句顺口溜“一条马路不到头，一个公园两只猴，3个警察两岗楼，几个商店净老头”。

从农活“白痴”到农活全能

韩会民说，跟想象中的大草原“风吹草低现牛羊”完全不同，当时的赤峰很凄凉，跟沈阳没法比。下火车接站的车都是马车，只有一条不宽的水泥路，但长度仅仅是从火车站到赤峰商厦的距离。坐车去克旗走了整整两天，全都是土路。一进村子，发现还没有通上电，心里就咯噔一下。晚上点油灯，白天起来鼻子全黑了。

凭着一股倔犟脾气，韩会民硬是将自己从一个“农活白痴”蜕变成了一个“农活全能”，春耕、夏种、秋收、推面推麦、放夜牛、打机井样样在行。“那时候压根没想过什么做事悠着点。”韩会民说，那个时代人的精神现在的人很难体会到，真的是干起活来想不到辛苦。

现学现卖再当技术指导

今年4月份韩会民退休。看到乡亲们日子过得不好，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他给上海知青王银钢商定，把红光胡萝卜引进到克旗新地村。随后，韩会民找到克旗发展种植胡萝卜的第一人赵桐后，两人一拍即合。

今年4月份韩会民在老百姓中间一动员，老百姓一下子种了600亩，整个平地都种了胡萝卜。“种的是日本的一个新品种。原来种玉米跟种胡萝卜的投入差不多，但一亩地若能出1000斤玉米，能卖到700多元，除去各种成本净赚不多;而种胡萝卜，一亩地能收3000多元，最差的也有1500多元。

带头搞生产，韩会民除了招商引资，还亲自建起了收购场地。“我原来也没种过胡萝卜，都是现学现卖，然后当技术指导。”在韩会民看来，种胡萝卜不是能种出来就行，而是要达到出口标准。“16天，我把老百姓的胡萝卜都卖出去了。”说起今年胡萝卜大丰收，韩会民一脸兴奋。

“联谊欢歌”不如“搞活经济”

说到将来，韩会民顿时来了劲。他和王银钢还有个想法，想把村里那块地争取下来，搞个小型农贸市场，将农产品加工一下，直接供给热水这个地方的宾馆，形成一个产业链。“这还是当年知青的创业精神。”在这个朴实的东北汉子眼里,帮老乡们发展生产要比一帮人旧地重游联谊欢呼唱歌然后走人强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