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儒学在当今中国的第五个“用”:通过儒学重建中国政治秩序的合法性

政治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合法性问题，用中国儒学的学术来说是所谓“政道”问题。合法性解决的是权威与服从的关系问题，是实现政治稳定与执政能力的根本。解决了合法性问题，用卢梭的话说就可以“把统治变成权利，把服从变成义务”，实现中国人所说的“长治久安”，就不会有“稳定压倒一切”的焦虑。在中国历史上，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是儒学赋予的。儒学在古代又称“王官学”，其基本功能是为政治权力提供合法性的标准:符合合法性的标准，人们就自愿服从，政治就长期稳定；不符合合法性的标准，人们就不服从，政治就不稳定，就处在随时可能发生动乱的边缘。所以“王官学”是支持某一政治秩序同时又批判这一政治秩序的标准，既有意识形态的功能，又有批判政治的功能。具体说来，儒学是通过“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来为政治秩序提供合法性的标准的。“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包括“神圣天道的合法性”、“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人心民意的合法性”，一个政治秩序必须同时具备这三重合法性才完全合法，否则合法性就要打折扣。虽然历史中现实的政治秩序未必都符合这三重合法性，但“王道政治”所包含的“三重合法性”确实为人类政治提供了一个最周全最完满的评判标准。

中国自近代以来，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标准一直没有建立，以儒学“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的标准来衡量，中国近百年来的政治秩序都缺乏完整的合法性的支持。四九年以后，中国的政治秩序建立在学习苏联政治这种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得不到中国“历史文化合法性”的支持；计划经济使国弱民穷，得不到中国“人心民意合法性”的支持。此外，新的国家成立，靠的是“武力打天下”的方式夺取政权，但是到今日已经过了半个世纪，“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因为暴力违背儒学所说的“天道好生之仁”，不能成为一个政治秩序合法性的基础，因此，以暴力来维持政治秩序得不到“神圣天道合法性”的支持。由此可见，中国自近代以来政治秩序面临着巨大的合法性危机，即在“三重合法性”上都存在危机，这一合法性危机到现在仍未解决，中国现在特有的政治术语“稳定压倒一切”就是这一合法性危机的生动写照。所以，当今中国政治最大的问题就是“合法性缺位”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经济上有了高速的发展，但这并不能从整体上改变中国政治秩序“合法性缺位”的事实。现在有“经济增长的合法性”的说法，但“经济增长的合法性”属于“人心民意的合法性”，不能成为整个政治秩序合法性的唯一基础，即不能以“经济增长的合法性”排斥否定“神圣天道的合法性”与“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再进一步说，人心民意很复杂，构成人心民意合法性的内容很多，除经济增长外，还包括政治公正、吏治清明、社会公平以及社会道德状况、权利状况、自由状况等，所以“经济增长的合法性”也只是“人心民意的合法性”中一个组成部分，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绝不能以经济增长作为自己合法性的唯一基础，因为这种做法政治动乱的风险非常大。从当今中国的政治现实来看，可以说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单一的经济增长上，而从常识来判断，经济又不可能永远持续增长，所以当今中国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非常脆弱，一旦经济增长停止，马上就会出现合法性危机，统治秩序就可能崩溃。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政治一直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深深陷入合法性危机的恐惧焦虑之中的一个原因。

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复兴儒学，用儒学“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的思想来为当今的中国的政治秩序提供周全完整的合法性，同时又用周全完整的合法性来作为评判中国政治秩序的标准。具体说来，儒学能够为当今中国的政治秩序提供“神圣天道的合法性”、“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与“人心民意的合法性”，用这三重合法性作为三足来鼎立支撑中国的政治，使中国的政治既符合超越神圣的价值又长期和谐稳定，同时又用这“三重合法性”来评判中国的政治，避免中国政治违背这三重合法性而出现合法性危机。这样，中国的政治秩序才能够得到天道、历史与民意的广泛认同与支持，就算“人心民意的合法性”中经济增长出现了问题，但其它合法性仍在稳定地支撑着中国政治，不会出现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因而不会导致中国政治秩序的全盘崩溃。环顾当今之世，没有哪一种学说能像儒学一样能够为当今中国的政治秩序同时提供“三重合法性”的支持与维系。因此，只有复兴儒学，通过儒学来重建中国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才能解决一百年来中国政治秩序“合法性缺位”的问题，从而才能克服当今中国政治秩序因合法性危机产生的“稳定压倒一切”的焦虑，才能使中国的政治真正做到长治久安。我的朋友张祥平先生说:“早尊儒早安定，晚尊儒晚安定，不尊儒不安定”，这是中国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的颠覆不破的永恒真理。所以我们说，儒学具有重建中国政治秩序合法性的“大用”，也只有儒学才能避免中国政治因“合法性缺位”而陷入动乱的危机。

六、儒学在当今中国的第六个“用”:通过儒学建立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制度

中国的政治制度在古代是建立在儒家文化上的“大一统礼乐刑政制度”，而中国政治制度的理想是儒学推崇的“王道政治”。因此，中国的政治制度自古以来都具有中国文化特色，即儒家文化特色，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制度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在中国政治制度中的体现。但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学西方，把西方的民主制度（不管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还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作为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方向，进而作为中国政治制度的本质，这样，中国政治制度就丧失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向西方文化歧出并变质，即变成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特质的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因为不管是欧美式的政治制度还是苏俄式的政治制度，都是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特质的西方式的政治制度）。这种文化的歧出变质在中国古代叫“以夷变夏”，今天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被“以夷变夏”。“以夷变夏”的直接后果就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中所暗示的中国变成了一个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无所适从的精神分裂的国家”，即中国在以文明为单位划分国家属性的世界格局中找不到自己的文化定位与文明归宿。在传统上中国不是欧美文明，不是伊斯兰文明，而现在日益西化已经“以夷变夏”又不是传统的中国文明，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文明属性，找不到自己的文化自我，确立不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在世界文明体系中无所适从。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引用了一个人类文明谱系图，图中描绘我们中国文明的现状是一个“？”，该图描绘现在世界上存在的各大文明谱系与文明定性都非常清楚，如埃及文明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产生了地中海文明与迦南文明，发展到现在形成了明确的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古印度文明发展到现在形成了印度文明；中华文明在演变过程中分为两支:一支发展到现在形成现代的日本文明，一支在中国古代形成中国文明，而这一中国文明发展到现在已不知其文明的明确性质，即现在的中国文明既不是传统的中国文明，又不是现在的西方文明，编谱系的西方人不知现在中国文明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只好以一个“？”来描绘现在中国文明的状况。这样，中华文明发展到现在变成了一个缺乏文明自性且没有文化自我的问号，这说明中华文明处在最危急的时刻，陷入了最悲惨的境地。你们想一想，一个有着六千五百年辉煌历史的伟大文明发展到现在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文明都已经搞不清楚了，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文化自性已经在现在的世界上不知不觉地消失了，这不是最大的文明悲剧又是什么！这最能说明中国的政治制度已丧失了中国文化的特色，中国成了一个没有自己文明属性、文化身份与文化方向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