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主席纪念堂右起：汪东兴、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与此前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不同。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不一定都是中共中央委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顾名思义，出席会议的必须是中共中央委员或者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好几位在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名单上找不到名字的人物，也坐到了委员席上。他们是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共9位。

这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因为中共十一大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召开的，有许多干部在“文革”中蒙受的冤屈还来不及拂去，还没有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但是，如果要等到中共十二大，又太晚了。所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采取临时措施，把以上9位同志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将来提请中共十二大对这一增补手续予以追认。

其实，这9位同志都曾是中共中央委员，都担任过重要职务。例如，黄克诚曾任第八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宋任穷曾任中共第八届政治局候补委员，胡乔木曾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第八届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尽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摒弃“两个凡是”的会议，但会议还是由华国锋主持。因为华国锋毕竟还是中共中央主席。坐在华国锋两侧的，理所当然是四位中共中央副主席，即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

这次会议决定增选一位中共中央副主席。大会一致选举陈云担任这一职务。所以，陈云成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跃升最快的人物。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云还只是中共中央委员，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一下子跃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另外，陈云还被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这样，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一下子增加了四项重要职务。尽管对于陈云来说，他早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1956年的中共中央八大上，便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显而易见，是因为他早在1977年3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便提出为邓小平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在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又作了震动会议的两次重要发言。

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使中共中央副主席增至5人，这5位副主席的排名顺序为: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于是中共形成了这样的领导格局: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

尽管邓小平排名第三，实际上他已经是“第一提琴手”。华国锋虽然仍是中共中央主席，随着“两个凡是”被否定，他已经从政治巅峰跌下来。叶剑英虽然德高望重，但是毕竟年事已高。所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确立了邓小平的领袖地位。

这与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十分相似:在遵义会议上，只是作出了毛泽东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定，此后八年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名义上一直是张闻天——毛泽东是在1943年3月2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才被“推定”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的。但是从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实际上是中共最高领袖。所以，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

正因为这样，1935年的遵义会议和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都成为中共历史上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所形成的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以邓小平为核心所形成的是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

邓小平对于第二代领导核心的形成有这样的论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

邓小平所说的“关键地位”其实也就是他所说的“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邓小平是这样论述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的:“任何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泽东。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形成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