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口才很好，讲话有点辩证法，经常有实际生活里总结出来的新见解，言之有物，敢讲一些别人不敢讲的大实话，语言生动、通俗、幽默，没有官气。只要是讲农村生产工作的，在内部作报告，他从不用讲稿，随口说去，还很有点吸引力，也不乱。到正正规规的公开大会上作报告，他可苦了。他怕讲走火，就让秀才先按他的意思写出讲稿来，由他到会上去念。

这种书面讲稿，按我们的写法，他是没法念的。昔阴县专门为他印了一种稿纸，一个格子抵得上普通稿纸的4个格子大，行与行之间也空得宽，一页只有100个字左右。县里有那么几个熟悉他认字习惯的秀才，把他的讲稿用正楷抄在这种稿纸上，他不认得的字，要在空行里注上他认得的同音别字。

这样的讲稿，他才能念。他对念这种讲稿头痛得很，觉得是活受罪。

周总理、陈永贵与外宾

陈永贵当上了副总理，他是可以把自己农村户口迁到太原或北京来的，是应该拿国家工资的。但是他没迁户口，不拿工资，仍然保持农民身份。这表示他永不脱离劳动人民，永远是一个农民官员。他身上仍然穿着对襟扣的中式农民装，头上仍然包着一条白毛巾。他从不穿皮鞋、凉鞋，只穿自己妻子做的老农民布鞋。他不要“铁饭碗”，不拿国家工资，平时也不让家属来北京住。他既然还是大寨公社的社员，回到大寨，还和社员一起下地劳动。

陈永贵当副总理，不拿国家工资，靠什么生活? 开始，山西每月补贴给他60元，后来涨到100元，在北京每天由国家再给他1.20元的伙食补助，到年底，大寨每年给他记一个中等男劳动力的一年的平均工分(实际上他也仍然在领导着大寨)。分配时，社员一个劳动日分多少钱，他也分多少钱。他的伙食比不上当时江浙和珠江三角洲一带中等农民的水平，当了副总理，要见外宾，要视察工作，他不能脖子上再挂个旱烟袋，这一点，改成了吸香烟。他走到哪里，人家都把“中华”、“牡丹”放在他面前。他一生在钱财上公私分得很清，大概在吸烟这一点上有点私吸公烟。

陈永贵当了一场10亿人口大国的副总理，最后是个穷人，算得上是一个“布衣宰相”。

陈永贵不当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以后，在中央的安排下，把他和家属的户口转到北京。他被安排在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成了国家正式职工，据说是胡耀邦亲自发话，说陈永贵年纪不小了，就不让他回山西老家去了，就留在北京住下来，按行政13级（当时的高级干部最低一级）发工资，保留汽车、警卫员、司机、炊事员都继续为他服务。陈永贵本人落户北京，并把他和夫人及未成年的幼子陈明亮的户口转来北京。每月工资150元，同时每月给他50元保姆费。原来住在东城区副总理院让了出来，搬进了西城区木樨地的高干楼。他工资低，物价又年年涨，据说国家给他免除了房租水电费。他很自觉，不轻易坐国家给他保留的专用小汽车。他妻子是农村妇女，没有工作，厨师撤走了，由她做饭。

陈永贵自从当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后来又成为国务院副总理以后，就成了世界上过去没有、大概以后也不会再有的特殊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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