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27年10月初毛主席率领工农革命军进入井冈山区域之后，贺子珍就回到永新做群众工作了，主席“大力经营”永新时，她就经常跟着主席进行调查研究，参加了主席所作的已经丢失了的《永新调查》。他们在工作中逐渐建立了感情，并于1928年 6月龙源口大捷之后就结婚了。从井冈山到瑞金，从瑞金到延安的10年间，尽管戎马倥偬、岁月峥嵘，两人的感情一直很好。像任何一对夫妻一样，也会发生一些争吵，但同样也是吵一回，好一回。那时她年纪轻，任性，但主席一般都不计较，所以都没有什么大的风波。在瑞金期间，主席一度被左倾路线排挤，能做的事不多，实际是“靠边站”了。这时她的身体很差，还闹过一次大病，主席殷勤地照顾她，而且大小事情都跟她聊，两人的感情，反而更深了。10年之中，她10次怀孕，如果把小产也算上，她先后生了10个小孩。

“大姐，你们感情这么好，为什么你要离开主席到苏联去呢？”我不解地问。

她叹了一口气，然后慢慢地说道：“那是到延安以后的事了……”

红军长征抵达延安时，全国抗日情绪空前高涨，延安成了中国人民心目中的抗日圣地。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国内国外的各种人物都纷至沓来，其中还有不少从大城市来的非常洋气的女学生和打扮怪异的外国记者。主席特别繁忙，而她却十分苦恼。延安这地方比井冈山、瑞金的范围大得多，人口也密得多，整天不知他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他做什么，回家之后很少像从前那样，大事小事都说说。作为女人，没有比这更令人烦躁的了。

“有些事情，我看不惯，火气就特别大。”大姐谈到这里时很激动，说道：“我认为他变了，和井冈山、瑞金那个毛泽东不一样，于是就经常跟他吵。起初他不理我，后来就干脆搬到另外一个窑洞去住了。”

大姐接着说：他要是陪我吵，跟我吵，我会好受些，而采取这种态度我就伤心透了。这是以前不曾有过的，我认为他对我淡漠了，疏远了……”

“既然如此，我就不得不认真想想了。”大姐继续说道，“我哪一点不如那些洋学生呢？我16岁革命，17岁做领导工作，不到18岁便挎枪上火线，她们比不了。只有一件比她们差，就是文化低些。可这是可以学习的呀，那时，我还只20多岁嘛。正巧，这时有位同志刚从苏联回国，我打听了一下，就决定到苏联学习去。”

大姐说，开始主席不知她要走，等她收拾行李了，才醒悟过来，于是极力劝阻，不要她去苏联，不要她离开他，以至流了泪。可是她那时年纪轻，脾气倔，任主席怎么劝说也听不进。

她终于走了。先到西安，再经新疆到苏联。一路之上，她都收到主席劝她速回延安的电报，各地办事处的同志，也都按照主席的意见再三挽留。可是她决心已定，谁也无法使她转过身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