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贺子珍对毛主席的感情，更是一往情深、至死不渝。在苏联时，同学们都已经知道主席已和江青结婚，有的便向她表示自己的爱；当她回国之前，又有人重提此事。她毫不考虑地说：“我一生只爱过一个人，他就是毛主席。不会有第二次爱情了。”

互相思念而又不能相见，显然是十分痛苦的，贺子珍的病，就是这棵扭曲的感情之树的苦果。那么毛主席呢？难道就不难受吗？我曾经对尚奎说：“主席为什么不跟贺子珍见一面呢？这对他来说是件非常容易的事。”尚奎摇摇头，很严肃地说：“你不要把见见面这种事看得太简单了。毛主席是全党全国的领袖，他的一举一动都应该是人民的表率；他也要受中央的约束，而他的纪律性是很强的；再说，一旦江青知道了，即使是见见面，也会大吵大闹，那影响多坏呀！”我仔细想了想，尚奎说的是有道理的。作为一个领袖，他的感情要受到多方面的制约，从这一点来说，远不如普通老百姓自由。

然而，毛主席到底也是人，并不是神，而且是一个感情极为丰富的人，他终于决定撇开一切有形无形的障碍，和贺子珍这位曾和他共同度过了最艰难的历史时期的妻子、共同经历了10年峥嵘岁月的战友——尽管现在她已经不是他的夫人——见上一面。

这个使人振奋的消息，是尚奎告诉我的，同时交给我一个不同寻常的任务……

主席亲自授命

“水静，你马上收拾一下，今天下午就动身回南昌。”7月7日中午，尚奎郑重地对我说。

“什么事？怎么这么急？”我问。

“去把贺子珍同志接到庐山来，和朱旦华一道去。”尚奎说得很严肃，“毛主席要见她。”

我瞪大眼睛看着他，半天才反应过来。这本来是情理中的事，一旦成为事实，又觉得有些突然了。

“啊，这可太好了!”我几乎叫了起来。

“你听我说，”尚奎做了一个制止我大声说话的手势，“这是一个特殊任务，主席强调要保密。汽车上山之后，不要到这边别墅区来，要直接开到我们安排好的住处去。”又如此这般地作了许多具体的交代。

下午两点多钟，我便和朱旦华同志一道乘车下山。在车上，我们商量了一下用什么理由请贺子珍上山，并且统一说话的口径，以免节外生枝。因为尚奎叮嘱：在见到主席之前，不要让大姐知道是主席要见她，主要是怕她过于激动因而触发旧疾；并且说，这也是主席亲自交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