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黑色“吉姆”径直驶进“一八○”院子，缓缓地停在台阶下面。已经在那里等候的毛主席贴身卫士封耀松，为我们打开车门，小心翼翼地扶出贺子珍。我利索地跳下车，与小封一左一右地把大姐搀进屋，直上二楼。楼上共有三间房，毛主席住了两间，外面是会客室和办公室，里间是毛主席的卧室。紧靠楼口右侧有一间小房，是卫士的值班室。小封送大姐进里间时，我便到值班室稍事休息。

头一回见到的贺子珍

一九五四年五、六月间，尚奎在上海治疗鼻窦炎时，一天下午，有位中年女同志走进病房，尚奎和她非常熟悉，互相热情地问候。随即，尚奎给我介绍说：“这是贺子珍同志。

贺子珍？这个名字好熟悉呀！想了很久才突然记起，这不是毛主席原来的夫人吗？很旱听人说过，她在延安时，就到苏联去了，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呢？那时候知道贺子珍的人不多，私下议论的也很少，就是那些熟知内情的老同志，也不愿提起这件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差不多是一种忌讳。

送走她之后，我对尚奎说：“这么一个又漂亮又热情的女同志，一个人孤寂伶仃地过日子，多可惜呀。”

尚奎嗯了一声，没有答腔，他不愿讨论一个命运与主席有关的人。

第二年，我从在贺子珍身边工作的一位同志那里得知，她是一九四七年回国的，据说，毛主席原来准备让她回到自己身边，说这是历史造成的，还是要按中国的老传统解决。可是后来组织上又决定不让她进北京。在行动上，她无疑要服从组织，但思想上却对主席一往情深，思念不已。在一九五四年九月全国第一届“人大”期间，她打开收音机，照例收听每日新闻，突然，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从收音机里传出，她凝神细听，这不是毛泽东在说话吗？是他……砰的一声，她昏倒在沙发上。

经过抢救，不久就苏醒了，而精神上的健康，却再也无法恢复。

她感到有人要害她

我再次见到贺子珍的时候，已是一九五八年的初夏了。这年开春，上海市委派人和江西省委联系，说是贺子珍同志想回江西住一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