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抗战之十二•张学良是九一八事变最大的罪人

中东路事件的另一后果，是日苏联手对付中国。原本在争夺东北上利益对立的日苏双方，在面临自己在东北的利益将被中国动用武力强行收回的挑战时自觉联手，站在同一立场上相互支持对付中国，这点上期《重读抗战》也说到过。两强联手对付一弱，东北的命运可想而知。

甚至，连九一八事变的形式，都与中东路事件有密切联系。正是张学良、蒋介石选择悍然撕毁条约动用武力强行收回铁路，让华盛顿体系下讲究遵守条约，在条约约束内依靠公开外交解决问题的列强全部站在了苏联一边，抨击中国。使得关东军在设计九一八事变时特意设计了栽赃中国军队炸毁日本依据条约获得的南满铁路这一安排，试图将九一八事变打扮成中东路事件的翻版，使世界舆论认为是中国再次撕毁条约武力收回铁路，从而将侵略偷天换日成日本保护正当利益的合理军事行动，而这个设计，在九一八事变初期，获得了非常成功的效果。

从这个角度上说，九一八事变的导演，一半是石原莞尔，另一半，却是张学良。

这一切，祸源居然都是张学良的“不自量力”……

莽夫变懦夫：吓破胆的张学良抗命不抵抗丢掉东北

如果说，张学良能够始终保持他“不自量力”的状态，始终对日本保持那种“我敢打”的状态，那么，虽然他依旧是个缺乏能力，没有自知之明的莽夫，但仍不失为抵抗到底的一条汉子。

但事实上，他不是。中东路的惨败使他吓破胆，他终于明白他的东北军有多弱，而列强的军队有多强。

他的论调从此180度大转弯。原来那个信誓旦旦，自信满满地“我敢打”、“想要树立自己的威权，总要把日本打败，或把俄国打败”的愤青张学良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他开始信奉“开战必败”。

张学良认为东北军的实力不足以对日作战,贸然对日作战必然失败。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发生时,东北军主力正在关内支持蒋介石进行中原大战,“东三省驻兵减弱”,防务空虚,张学良对与日作战更全无信心。7月6日,张学良致东北政务委员会电文中还说：“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7月10日,致外交部次长王家桢电,言“若有冲突,将重蹈旅顺、大连之覆辙,致使满蒙为日本人所占领则是明显的,所以我方应该避免冲突”。

既确信打不过，张学良又无权（外交权力已经上交国民政府）无能弥合与缓冲日蒋间源于“满蒙利益”的对立，能够做的，就只能严命部下“避免冲突”，以防“衅自我开”，从而给日军动武的口实。而事实上，无论张学良还是蒋介石也都明白，日本离动武也就只有一个口实的距离，他们也因此同样确信，当时不是对日开战的好时机。这就是九一八事变前无论蒋还是张，都三令五申部下的中国军队“力避冲突”，不给日本以动武的口实。此为他们当时唯一可以应对的措施。

但口实你可以不给，不代表对方不能制造。九一八事变正是关东军栽赃嫁祸制造口实发动的。而第一时间未能知悉对手制造了口实的中国方面，依旧保持“力避冲突”，不给口实的原则，自然就成了遗下骂名的“不抵抗”。

现在证明九一八前后蒋、张布置了“不抵抗政策”的两条最有力证据是当年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主任洪钫和东北军旅长何柱国二人的回忆。

洪钫回忆：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曾致张学良一电（称“铣电”），谓：“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与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曾将此电转知东北各军事长官一体遵守。

何柱国回忆:9月12日,蒋介石曾由汉口乘专车来石家庄,张学良自北平乘专车前去,二人在专车上晤谈。当时何驻防石家庄,担任其二人会晤之外围警戒。会晤后,张氏告何:日军可能要在东北动手,蒋氏要求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嘴大,我们嘴小,到那时就分辩不清了。”

但这两条实际上都证明了九一八事变之前，蒋定下的原则是“力避冲突”，不给日军以开战口实。

问题在于，就是这两条所谓“不抵抗”证据，本身也都是有问题的。

洪钫回忆中之“铣电”，不仅大陆无原始档案作证，即台湾所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中亦查阅不到根据。专家认为：“洪钫的回忆是否正确,则是一个疑问。”而对何柱国的回忆，专家也考证其不可能发生：9月12日蒋介石整日在南京活动，并未有至石家庄之行程；从蒋、张二人当日的活动看，二人不可能有时间见面。显然，这些回忆资料的准确性实在堪忧，犹需考订核实。

九一八事变发生当夜,张学良未向国民政府蒋介石请示。洪钫、顾维钧的回忆均记载说:张学良18日夜至19日晨召集会议后,才决定向中央政府报告。蒋介石于事变发生的当天（9月18日）乘舰前往南昌督师剿共。19日晚,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临时会议,决定“电请蒋主席回京（南京）”，蒋介石于9月19日到达南昌后,方得知沈阳发生日军武装进攻之事变。因此在事变发生后的第一时间担负指挥任务的正是张学良，与蒋介石无涉。

事变发生后,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立即打电话向远在北平的张学良请示应付办法。荣臻对事变过程的报告中说：“报告张副司令……余即电话询问各方,得知日军袭击北大营。当即向北平张副司令,以电话报告。当经奉示,尊重国际和平宗旨,避免冲突。故转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长,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等因。彼时,又接报告,知工业区迫击炮厂、火药厂均被日军袭击。当时朱光沐(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秘书兼东北电政管理局局长)、王以哲等,又以电话向张副司令报告,奉谕,仍不抵抗。遂与王以哲、朱光沐同到(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宅研究办法,决定无论日军行动如何扩大,攻击如何猛烈,而我方均持镇静。故全城商民军政各界,均无抵抗行为。守卫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官兵是根据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退出北大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