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抗战之十二•张学良是九一八事变最大的罪人

两者之间是绝对的对立：日本追求的是保护已有的“满蒙利益”，而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废约”、“收复国权”则不能容忍日本的“满蒙利益”。

两者之间的绝对对立，同时也提供了极大的外交纵横捭阖的空间。东北易帜后的张学良集团，正好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但在财政、外交、军事、交通等各方面又保有相当的独立性，正可在日、蒋间予以外交弥缝填补，以保证东北领土主权的安全：一方面摆出与日本可以合作的态度，使日不会因“满蒙利益”断然无望而铤而走险，破坏华盛顿合约对东北进行直接军事占领——就是后来九一八事变发生的那样；另一方面则可利用外交态势的改善，经由谈判渐次回收被张作霖大卖特卖的权益。同时也给予币原在“满蒙利益”上实际交涉的“外交成果”，从而使其可以压制日本国内的激进派力量。

如此操作，需要操作者本身具有长远的政治眼光和真正的政治智慧，以及圆滑、灵活的外交手腕。

而张学良恰好不具备。

张学良曾说：“我父亲是想和日本合作的，我自己也是同一心情。但干这种事的正是日本人，我怎么还能与日本合作呢？换句话说，我父亲与日本人合作被杀了，如果我还和日本合作的话，那不是我比我父亲更容易被暗杀吗？因此我不能和日本合作，合作就是卖国贼”。

这段话实际上承认了其父张作霖的卖国贼身份。但另一方面也说明的是，他真正是因为“不是我比我父亲更容易被暗杀”而“不敢”。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没有这个才能。

对于接任其父的职务，张学良一直以自己资历不够推让不就，他剖析自己不堪重任时说：

“我的性情：放逸、急躁、嫉恶如仇、不能容忍。徒有求治之心志，而乏治理之才能，不适于军政大任。”

这话非推脱之语，而是实情。

张学良面对的政治变局比张作霖时代更加变幻莫测。而其需要面对的对手，无论是已经在东北获得巨大利益的日本，还是北伐气势正盛的国民政府，都比张作霖一直要面对的对手更加强大和难缠。张作霖的死已经证明，他那种小聪明加流氓式的外交手腕已经无法应对，更何况连小聪明都没有张学良？

而张学良麾下，又继承的是濒临绝境、仅靠一点封建意识和死者余威勉强维持的政治集团。

张学良由此从心底发出慨叹：“我没有我父亲的能耐……我应付不了。”

没能耐、应付不了——这是张学良的真心话。

于是，张学良的选择，让最好的外交态势得到了最差的结果。

因为自觉应付不来，张学良面对日本方面的外交交涉，干脆直接踢给国民政府处理。本来外交方面,总的说权力归于中央政府,但东北亦有自行外交活动。张学良与蒋介石商定,东北外交完全归中央办理,而在内部决征询张学良之意见。此后南京政府控制了东北的外交机构并直接任命东北外交官员。到九一八事变前夜的万宝山事件时,南京政府外交部称,万宝山事件是地方事件,由地方当局处理,但当时负责对日交涉的是外交部驻吉林特派员钟毓,对日交涉是在南京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

又如面对日本对《满蒙新五路协约》的交涉，张学良声称铁路交涉问题须由中央政府作主，而南京国民政府早在1927 年11 月23 日二次北伐前发表的四项声明里第三条“未经国民政府参与而进行修改和批准的条约一律无效”; 第四条“有关中国的条约而国民政府未曾参与者，对中国无约束力”。此后，但设此类交涉张学良就以“需要国民政府的同意”之语回避日方提出的要求。张学良自己固然不再有责任，但原本可以在日、蒋间起到的外交缓冲作用也就完全不存在了。

张学良的不愿和不能作为，让态势回到了日蒋直接对立的状态：日本视为必须守住的既得“满蒙利益”蒋政权视为必须不能存在，双方连谈判的空间也不存在。连一直以来对华使用不干涉内政协调外交的币原，也对此束手无策。

币原决定先解决现实问题，同中国缔结关税协定，对棘手的“满蒙悬案”日后待机提出再议。1930年1月11日，日本代理公使重光葵与中国外长王正廷签订《中日关税协定》，南京接受在3年内不增加主要日货关税，并允偿还“西原借款”等旧债。日本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重光葵在其著作评论道：这是“币原外交”的“全盛时期”。1930年，“日本政府和军部都同国民政府建立了良好关系”。两国邦交“开始走上了正轨。”

但事实上，“良好关系”只是假象，双方在最核心的“满蒙利益”上没有谈判空间，原因在于，本来可以存在的缓冲空间，被张学良的“应付不来”和“不能”直接压缩为零，币原也只有一招“拖”而不决。

也因此，向以“协调外交”为标榜的币原外交，屡屡被国内激进势力抨击为“软弱外交”、 “迎合外交”。1931年1月24日，满铁总裁松冈洋右在日本国会上公然提出：“满蒙问题关系到我国的存亡问题，是我国民的生命线，无论在国防上、经济上均是如此”，接着，松冈质疑（滨口）内阁“成立一年半以来，究竟在满蒙之地有何作为？”指责币原外相“绝对无为的旁观主义”。币原喜重郎答辩称， “对松冈君的批评感到意外”，并阐述他的“外交经济化”。但币原的辩驳毫无疑问是无力的，日蒋双方在“满蒙利益”问题上势同水火已经人尽皆知，并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巨大的要求“强硬”的民间呼声。

关东军倒是在1929年就已经明白地认识到张学良不愿也无能作为的最终结果。1929年5月1日，在旅顺召开的关东军“情报会议”作出结论：张作霖死后，日本解决满洲问题，除行使武力之外，别无选择。

九一八事变不发生，东北不沦陷的可能，就这样被张学良挥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