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抗战之十二•张学良是九一八事变最大的罪人

引言：提到九一八事变，就不能不提到张学良。在大家普遍的映像中，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的关系就是张学良尊奉蒋介石的命令不抵抗。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九一八事变可以说与张学良紧密缠绕。事变前，张以无知者的无畏和自己都承认的无能创造和加速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而事变爆发后他又以军阀的自私与懦弱违抗中央政府抵抗的命令将东北拱手让人。可以毫不夸张地总结——张学良就是九一八事变中国最大的罪人。

皇姑屯事件到东北易帜：中国得到最好外交环境

前几期《重读抗战》中我们已经提到，在张作霖多年来引狼入室的卖国之下，日本在东三省获得了大量的利益，被称为“满蒙利益”，日本也将东三省视为“满蒙生命线”。

1927 年，广东国民政府的北伐节节胜利，奉军的败退和中国统一的趋势震动了一向把中国的满蒙视为自己生命线的日本。田中义一组阁不久即出兵山东阻止国民革命军北进，而且召开东方会议研讨对付张作霖和解决满蒙问题的方法，做出了“万一中国战乱波及满蒙，有害及日本特殊权益之处时，不问其为中国之任何方面，日本均将对之采取适当措施”和“对张作霖铁路土地商租及违约问题继续交涉”之决定。

田中这么做是因为他认为在南北对抗不利，北伐军大举北上的形势下，只要日本“驯服”有术，已经有点“不听话”的张作霖仍会“回心转意”。在他们看来这个合作多年的代理人仍有相当的利用价值，仍然是华盛顿体系下日本攫取在华利益的最佳代理人选。

因此田中希望在蒋介石统一中国本土之前，有必要使张作霖先同意商租权和敷设满蒙五铁路的问题。如果用条约的形式保证了这些权利，那么，即使革命波及满蒙，田中自信日本能使那时候的当局无论是张还是蒋承认这些条约。

为防止或延缓革命军的北进，日本外务省采取公开支持张作霖的路线，“让张迅速返满，以便维持东三省治安”，在此情况下，山本条太郎来到北京强迫张签署五铁路合同，张因日本有掩护他撤回关外且帮助阻止北伐军出关的许诺，5月7日同意秘密签署，5月13日签了延海、洮索两线合同，5月15日签了吉敦延长线、长大线合同，这4条铁路定于3个月后开工，吉五线则留待去奉天签。正是这个留有尾巴且没有换文的密约成为后来日本向张学良多次要求交涉的依据。关于《满蒙新五路协约》的签订，山本条太郎曾得意地说：“这等于购得了满洲，所以不必用武力来解决了。”

与田中内阁的打算不同，日本关东军的打算是除掉张作霖，在东北制造动乱，于乱中建立亲日政权。6月4日张作霖从北京乘专列撤至皇姑屯时被关东军过激分子秘密炸死，是为皇姑屯事件。该事件发生后，东北局势并未朝着肇事者关东军所希望的乱中取胜的方向发展，反倒是打乱了田中的外交部署。特别是《满蒙新五路协约》的签字文本在皇姑屯的炸车中随张作霖的列车灰飞烟灭，令田中长时间来的努力顿时化为泡影。之后日本所有试图让张学良承认此条约的努力都相当于从0开始。

以田中为首的逼张派根本没有料到关东军真会干掉张作霖。据田中义一的长子田中龙夫（原众议院议员）说：田中首相接到这一情报时，正在吃饭，不由得摔掉筷子冒出一句：“糟了!”，他非常愤怒地说:“陆军干出这种事来，使我们的计划化为泡影”。——猪一样的队友完全帮了倒忙，田中原本丝丝入扣的计划顿时阵脚自乱。

而更加让田中内阁被动的是“东北易帜”。

日本对于“东北易帜”南方国民政府的态度，在1928年7月16日林久治郎特使拜访张学良的时候已经彻底揭露：林十分清晰地表达了这一立场，他说：“（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我国在东三省保卫既得权益方针是绝对不能两立的,与南方合作就无异于同我国对抗。”

对于张学良易帜的谋划，日本方面的对策主旨是“坚决阻止东三省政府同南方合作”,并软硬兼施。一是向张学良强硬表示,“如果同南方妥协,将严重伤害两国关系”;一是采取收买策略,“假如张学良不倾向南方,恪守保境安民的中立态度的话,日本愿支持张学良的现在地位,并考虑协助抵抗南军的进攻”。

日本在东北易帜时间上的强硬（也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引起了英、美各国的不满，他们以日本干涉中国内政违反华盛顿条约，向日本政府一再施加压力，日本在野党也乘势指责田中内阁的对华政策，加强了反对田中内阁的活动，田中内阁开始陷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在国际舆论的压力和日本国内形势的演变下，1928 年11 月，田中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了对中国东北易帜的干涉，在日皇加冕典礼上，特向张学良派去的特使莫德惠等人承认东北易帜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表示: “东北易帜事，只要维持日本在满蒙的既得利益即不反对。”

这一表态标志着，原本试图继续进一步窃取中国东三省利益的日本政府，在关东军皇姑屯事件帮倒忙自乱阵脚的干扰和东北易帜事件的进逼下，已经被迫追求维护已得利益的防御态势。而很快，在田中内阁倒台后，滨口雄幸组建的内阁中，整个20年代主持日本外交提倡融入华盛顿体系，对中国不干涉内政的币原喜重郎再次担任外相，新内阁宣布：“刷新日中邦交，敦睦善邻之谊为当前一大急务”。东北的外交态势进入最有利的环境中。

无能的代价：张学良浪费最佳外交态势

在张学良面前的，是一个微妙的外交格局。一方面6月9日，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完成了北伐。在济南事件后的日益高涨的反日民族运动推动下，7月7日国民政府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掀起了收复国权运动的潮流。

另一方面，日本方面的表态言犹在耳“（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我国在东三省保卫既得权益方针是绝对不能两立的,与南方合作就无异于同我国对抗。”、“东北易帜事，只要维持日本在满蒙的既得利益即不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