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抗战·国民党“革命外交”引来九一八事变

日俄这两个“固有宿怨”的国家，“为了满洲的问题”，“为了中东铁路的问题”，不久就“相互了解”和“友好亲善”起来。为了减少日本方面的疑虑，苏联政府还一再“转告日本政府说，苏军的作战出于防卫目，无意长期停留于占领区”，并表示“尊重日本在南满内蒙特殊权利”。7月17日日本驻华武官说，苏联政府如以武力占领中东路，日本政府将不会采取行动，除非（战乱）波及南满，或使大连-哈尔滨间铁路运输受阻。其后的事实表明，这是日本为苏联对华用兵开放的绿灯，同时也是为苏军在满洲活动划定的地理范围。

7月23日，即苏联断然决定采取军事行动前夕，日本驻长春领事宣布，日本当局决定拒绝中国的任何军队借道南满铁路北上哈尔滨。这是“迫使张学良迅速屈从苏联压力的关键性因素”。而实际上，日方一面“不准中国武装部队”经由南满铁路“通过长春”北运，另一方面却让“日商在胶州等处买大批粮米运海参威，接济俄方”。

8月5日后，关东军频频举行军事演习，并在南满挑起同当地中国驻军的小规模冲突，以牵制中国军队。

在美国等国家试图对中东路事件进行调停时，日本拒绝参与四国调停，默认和支持了苏联对中国的“直接交涉”，“此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坚持中日直接交涉之伏线”。

苏联用武力解决和中国的纷争，为日本发动武装侵略东北作了一个直接的“样板”；事件发生后苏联和日本之间相互“默契”、“纵容”甚至“勾结”，使苏联方面在中苏冲突时得到了日本的“中立”，而最主要的则是日本以对苏中冲突的所谓中立，换取了日后苏联对日本在东北侵略扩张问题上的最大程度上的容忍。日本现在对苏联在东北的行动不干涉，将来苏联对日本在东北的行动也不能干预，当然前提条件是不要侵害对方各自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任何第三国也别想从这一范围内得到权益。后来的形势发展也确实如此。

更重要的是通过战争，日本人看到东北军的弱点，认为东北军“简直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从而激起了它的军事冒险欲望，增强了用军事手段解决东北问题的信心。

可以说，“中东路事件”一旦发生，日军武力占领东北就成为日本试图保卫“满蒙利益”的唯一选择了。九一八事变由此进入倒计时。

尤其不利的，是国民政府强制回收中东路，使中国瞬间成为世界舆论谴责的对象，国民政府在世界上的形象，也变成蓄谋已久夺走他国合法权益，蛮横不遵承诺与条约的毫无国家信用的形象。

事实上，西方各大国驻华使节普遍认为，中方夺取中东路是有计划、有预谋的行动；中方每采取一个步骤，就是向最终目标迈进一步，因此这绝不是孤立的突发事件。例如，早在1928年12月24日，即奉张强行接受哈尔滨电话局后第三天，美国驻哈尔滨领事汉森在向当任国务卿洛格报告此事时便已认定，中国的下一个目标将是整个中东路。次年2月7日，美国驻沈阳领事迈尔斯也报告：中国人正考虑采取各种方式和措施，以实现其接管中东路的图谋。5月29日，即中国东北地方当局突袭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后第二天，日本驻哈尔滨领事认为，此事与“中国为获得对中东路的完全控制权而作的努力”密不可分。1929年5月30日，英国驻沈阳副总领事拉姆报告指出，这是本月早些时候东三省高层官员在沈阳开会讨论的结果之一，目的在加强对中东路的控制。6月4日，英国驻沈阳总领事图尔斯报告，据东北政府的政治顾问端纳密告，“从俄国人手中接管中东路之事，满州当局谋划已久”，他建议当局尽可能采用“和平方式”（例如以华盛顿会议“关于中东路问题的决议”为依据），但他们似已迫不及待。6月29日，拉姆报告，继5月27日事件之后，奉张为增强他们对中东路的控制，必将继续采取一系列措施。1929年7月19日，即中东路事件爆发不久，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的英国公使蓝普森不无感慨地向英国外交大臣亨德森报告说，中方占有中东路是夺取俄国的财产，此前中方采取抽丝剥茧的办法，逐渐侵蚀苏方在该路的地位，而苏方竟迟迟未作出激烈反应，他对此深感“意外”。

这造成了一项严重的后果，就是当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以“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日军是“保护日本合法权益”为借口出兵时，美英各国同时表示了对日本的同情--事变之初，他们均认为这是又一起中东路事件，又是国民政府试图挑起事端单方面废除条约规定的日本在东北的权利的“革命外交”行动罢了。

内外交困，九一八已箭在弦上了。

原本在东北的角力中，日本、苏俄均是强国，中国虽有主权，却是弱国，本当好好利用华盛顿体系的保护和日苏两强在东北的利益冲突，使弱国的利益最大化。但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华盛顿体系的建立原本是以苏联为敌，束缚日本，保护中国的。但随着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的折腾，加上苏联灵活的外交手腕以及苏联与列强关系改善的大势，以及日本的蛮横与狡猾，使局势奇怪地变成：体系的敌人与体系束缚的对象两大强国在竭力维护体系，而体系保护的目标这个最弱小的国家却在全力破坏体系本身这样一个怪异状态。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局势最终演变成这样：

原本体系的敌人苏联成功摆脱“列强之敌”的身份，成功挑起中日走向战争的不可逆转的对立，保证了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成为最大赢家；日本摆脱条约束缚，一手摧毁了华盛顿体系对中国的保护，吞并中国东北，收获颇丰，但与中国进入明显对立状态，成为矛盾的焦点和体系直接破坏者，实属不智，可算有得有失。而国民政府领导下的中国，不但“回收国权”翻为画饼，国土沦陷丧师失地，并且无法继续还丧失了华盛顿体系对国家主权和领土的保护，可以说是最大的输家。

不得不承认，“革命外交”的出发点、初衷都是好的，是爱国的、进步的。但是国家间的交往既要看实力的对比，也要顾及对国际惯例、规矩的尊重。国民政府虽有好的初衷，却看不清自身实力的孱弱，又无视国际政治的成规，让爱国进步的愿望变成了无脑蛮干和国际挑衅，最终引发了九一八事变的灾难，其教训不可谓不深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