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抗战·国民党“革命外交”引来九一八事变

引言：前两次的《重读抗战》中，我们提到了日俄两国对中国东北的争相侵占和对峙，也提到了1920年代华盛顿体系的建立对日本侵略行为的遏制。如果这一体系保持有效，九一八事变及之后的日本全面侵华将不会发生。是什么导致了这一体系的失效呢？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国民党当时推动的革命外交。这一旨在收回国权，反对帝国主义强加的不平等条约的爱国运动和九一八有何关系呢？这次我们就聊仔细聊一聊。

华盛顿条约体系与国民政府“革命外交”

前期《重读抗战·日本人为什么炸死张作霖》中我们已经提到了华盛顿体系，这里需要再加以说明。

如上期所描述，一战期间，日本在东亚获得了优势地位，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但他们都好景不长，一战结束后，美国为遏制日本，在1921年主持召开了华盛顿会议；《九国公约》于1922年2月6日在华盛顿签署。

美国通过华盛顿会议大体上从三个方面完成了东亚新秩序的构建：其一，各国承诺以国际合作代替国际竞争，在对华重大问题上奉行协商一致的原则；其二，实现门户开放原则的国际化，各国承诺不再谋求新的在华特权和势力范围，使中国获得发展机会和必要的援助；其三，中国政府承认华会制定的原则，即中外关系的改变通过渐进的方式来完成，并认同美国为中国设计的自由主义发展道路。

《九国公约》第一条规定：“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给予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以发展并维持一有力巩固之政府”；“不得因中国状况乘机营谋特别权利而减少友邦人民之权利”。第六条规定，“发生战事时，中国如不加入战团，应完全尊重中国中立之权利”。

华盛顿体系的建立在远东形成了新的政治格局：一方面，否定日本在战时所取得的在华优越地位，日本军队撤出山东，今后列强不允许利用军事手段而只能以经济手段进行较量。美国在遏制日本方面取得了胜利。另一方面，以维护列强在华取得的已有利益为前提，实现将日本纳入整个国际体系，建立东亚地区列强的联合，共同孤立和对付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大国苏联。

在这个体系下，苏联是作为华盛顿体系的对立者出现在国际舞台上的。这个体系排斥、仇视和包围苏联，它构成了对苏联最直接、最现实的威胁。对此，斯大林判断：“各先进国家的帝国主义集团企图在建立反苏统一战线问题上达成协议”。

同样，在这个体系下，以确保列强包括日本在中国已获得利益的前提下，遏制日本在中国的继续扩张，保证中国的领土和主权。

因此，在这个体系中苏联作为敌人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日本一方面得到好处：以往在中国得到的利益被各方承认；也受到了遏制：不能再在中国进行明目张胆的扩张。而中国以承认之前各不平等条约的承诺为前提获得了体系的保护。

1924年1月国共合作后的国民党，着重于结合国内外各种力量，对内打倒军阀，对外则反抗帝国主义压迫。其初步目标，在解除不平等条约所加于中国的重重束缚--收回关税自主权，收回租界与租借地，撤废外人在华所享有的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沿海及内河航行权、外军在某些地区的驻扎权及撤除外国在中国所擅置的邮政、电台等设施。这也就是1925年3月孙中山临终前遗嘱中所谆谆寄望国人尽速完成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任务。

1926年，北伐开始，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也随之推动。

所谓革命外交就是以革命的方法与手段，来解决中外之间不平等条约关系中的外交问题。在不顾及过去不平等的条约、协定与惯例的前提下，运用大胆而强烈的手段，在革命精神与群众运动的强大支持下，胁迫或半胁迫对手重新订约，以达到外交谈判的目的--撤除外国在华优越地位。

后来成为著名国际法专家的周鲠生当时力推“革命外交”，他总结革命外交的“要义”：第一是“打破一切传习成见和既存的规则”。必要的时候“对于既存的国际规则、惯例、或条约的束缚，都要一概打破”，非如此不能破除纷杂的不平等关系。第二是“利用民众势力”。革命外交必以民众势力为基础，而不全靠外交家的折冲。最后是革命外交“必是主动的，攻势的”。具体言之，就是对外不要“怕事、省事”，要知道“生事”，即“遇事生风”和“小题大做”。要敢于揭露帝国主义的罪恶，触动列强的既得权利和地位。中国今日所需不是绅士式外交，“正是流氓式的外交”。

换言之，就是无视一切被视为“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和承诺，无视其到期与否，直接将之废除或不予承认，强迫原条约国家重新谈判订立国人认为平等的新条约。

随着北伐的推进，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也付诸实践。在北伐过程中，国民政府收回了海关附加税权力，收回了九江和汉口的英租界。在北伐成功后，又迫使列强接受对关税主权的谈判。

不得不说，国民党“革命外交”的目标是爱国的，正义的。但落实到现实上，因为当时中国国力的孱弱，虽有出发点爱国正义的想法，但一旦付诸行动，则引来了极大的麻烦，造成了严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