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邓力群与胡乔木发起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风波是怎样变大的

周扬不愿意按照胡乔木的意见去修改他的讲话，这可以理解。那意味着要大大扩充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批判的篇幅，这就将改变原文的重点，并破坏全文的结构。原文的主旨是说明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一致，纠正过去简单把人道主义当做资产阶级的专利品的“左”的观点，而胡乔木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都是一些老生常谈，是反右。人道主义问题只是周扬讲话的四个问题中的一个问题，不可能过分膨胀。但是，作为报纸的负责人，我们没有在发表前请示胡乔木是违反组织手续的(尽管胡乔木在这次谈话中并没有明确说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但他的确说过要修改)。秦川和我当时都承认了这个错误，作了检讨。我们的检讨只限于这一点。

我们只是在3月16日周扬讲话发表后，才知道胡乔木在3月8日给中宣部打的电话，也才获悉中宣部当时正在根据胡乔木的建议要周扬把文章修改后在《哲学研究》发表，为此还发生争吵。

看来在整个事件中，至少在初期，胡乔木是起主导作用的。卢之超的文章说，“胡乔木对这种形势的估计是比较严重的。所以他抓得很紧，不断打电话给邓力群和中宣部布置任务。邓力群可能认为自己对这样专门的哲学问题了解不深，独自的主张不多，但执行乔木的意见很坚决。”我想这大体符合事实。不过卢文又认为，“从当时情况看，通过内外两方面的工作，事情本来是可以在不引起较大震动的情况下逐步解决的”，矛盾之所以发展得越来越严重，是由于“王若水掌握着《人民日报》，急于要把他的或他所热烈拥护的观点公布于世，秦川则全力支持”，而周扬则“一时很难接受批评和意见”。卢文说的做工作，指的是延长会期，增加发言；还指中宣部召开会议，宣布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要开展正常的讨论。这里作者显然弄错了时间，因为这个会是在3月25日召开的，那时周扬讲话已经发表，而中宣部也已根据胡乔木的授意给中央打报告，要批评周扬和《人民日报》，并把王若水调走。采取这样的措施而又想不造成震动，要别人“一定不要制造紧张空气”，这是自相矛盾的。说我“掌握”着《人民日报》，不对；《人民日报》是由党中央掌握的，总负责的有社长和总编辑，我只是分工管几个部门而已。有人断定王若水是千方百计利用周扬的威信来宣传自己的观点，其实周扬在请我参加起草工作时，我因事忙，还曾一再推托。当然周扬是希望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秦川和我也是同意的。发表周扬讲话，除了我们的责任以外，也因为胡乔木虽然强烈反对周扬的讲话，但又要在周扬和我们面前掩盖这一点，以致我们误以为“分歧不大”。如果我们事先知道胡乔木3月8日的电话，知道胡乔木讲了“周扬的文章发表了可能成为大的问题”，那么我们是不会这样做的。我们早在3月8日的新闻报道中，就预告了将全文发表周扬讲话，但是在从3月8日到3月15日的长达八天的时间中，没有人告诉我们不能发表。

我写了书面申辩

我在看到中宣部向中央的报告后，除了在会上表示了我的不同意见外，又在会后写了书面声辩，其中说：

“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这件事过去也作过，为甚么问题未能很好解决呢？我想是用什么来代替的问题。过去是代之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现在是要代之以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个口号，在国外已经流行了几十年，而在我国家还是争论对象。乔木同志最近谈话，是一个中央领导人第一次肯定了这个口号，这就是我感到兴奋的缘故。乔木同志似乎没有意识到他说这个话的重要意义，而似乎认为这一点已经不成问题，问题只在于如何联系实际，向群众作宣传。乔木同志说学雷锋活动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人道主义高潮’，说十二大提出两个文明是'人道主义的发展’，并责备我没有这样宣传。可是，这样的话，乔木同志讲可以，我们怎么敢讲？人家会说你是擅自解释，歪曲雷锋形象，歪曲十二大精神。拿我来说，在这以前只是想为人道主义辩护，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争得一个合法地位，还不敢拿到群众中去宣传。”

“'报告’还说：'不论作者的主观动机如何，但其客观效果势必是在思想界引起混乱。’我觉得，对周扬这样一位老革命家的主观愿望都不作肯定，而采用这种表述方式，是很不妥当的。同时，所谓'势必在思想界引起混乱’，也只是一种主观的推论，并没有客观的证据。稍作调查就知道，实际情况是这个报告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况且，什么叫'混乱’呢？思想界对人道主义的看法，本来就不一致，并不是周文造成的。本来，周扬同志的报告使大家觉得清楚了，倒是后来四位同志的报告，引起了纷纷议论。当然，作为百家争鸣的体现，也可以这样作。但我觉得不解的是，既然肯定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概念，为甚么恰恰要对赞成这个概念的同志采取如此不同寻常的措施呢？为甚么偏偏去找不赞成'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同志去发言呢？”

“我觉得乔木同志3月8日的电话，确实提出了一个大的问题。如果周扬同志讲话从动机到效果都是如乔木同志想的那样，那就应当主要处理周扬同志，而不是我，否则不符合党内生活准则。但是，首先要提出站得住的证据。单是3月8日的电话，是不能服人的。怀疑不能作为处理的根据。能不能冷静地、实事求是地把整个事件的起因考虑一下，重新做出判断呢？如果连周扬同志都不受信任，广大知识分子会怎么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