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邓力群与胡乔木发起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那时，我已被免职了，不了解详情，只知道书记处讨论了“清污”的一些偏差。第二天，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污染要清除，生活要美化》的文章，说不能把烫发、穿时装、跳集体舞视为“精神污染”而加以禁止。这篇文章是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写的。后来，书记处又指示：不要因为抓“清除精神污染”而放松整党工作，不要把它扩大到经济领域，要划清政策界限，等等。这些都是书记处集体讨论后做出的决定，不是哪一个人的意见。

然而，有些人却感到不满意，认为“清污”是虎头蛇尾，草率收场。卢文是这样表述的：“不久就渐渐地括起一阵风，似乎反对精神污染搞错了”，而他“发现原因在上面，这里又不能不提到胡耀邦”。“看得出来，一方面他事事都同意胡乔木的，因为他不太懂理论，乔木又是政治局分管思想宣传的，向他报告了他不得不同意；另一方面他心里实际上又不赞成这样做，认为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特别不愿意处理周扬、王若水等人，所以他提出要把材料同本人见面。”

卢之超的叙述证实了我的一个猜测。3月26日向我们宣读中宣部给中央的报告前，胡乔木说：书记处已经表示同意这个报告，并说要征求有关的三位同志(周、秦、王)的意见。我感到纳闷：为甚么不按正常程序，先听听我们的声辩再作决定？为甚么先匆匆忙忙表示同意，然后又说要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的事后意见会有什么用处？我猜想这是不同意见折衷的结果。原来，胡乔木邓力群要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送书记处决定，而胡耀邦提出要核对事实，听取声辩。其实，这是党章的规定，胡耀邦不过是要求按党章办事而已。另外，说胡耀邦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没有研究，也许是对的，但他并没有因为自己身居高位，就认为自己有权来对自己没有研究的问题做出判断，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

卢文还提到了12月14日胡耀邦召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几位负责人谈话的事，说“这个谈话明显的是批评胡乔木、邓力群两个人”。胡耀邦这次讲话还是很委婉的，说乔木、力群同志也感到有些问题，所以打了几次招呼(据我所知，邓力群是在书记处讨论后出面打招呼的。胡乔木打招呼的事，我不知道)；又说这不是纠偏，也不是走弯路，是中间拐了个弯，现在要回到小平同志讲话。在谈到“走样”的原因时，他还说：“万里同志说得好，主要是封建思想和左的干扰。”当然，胡耀邦说的“理论家不一定都是政治家”，可以理解为对胡乔木、邓力群的批评。但是，胡乔木也在我们面前批评过胡耀邦，语调还没有这样客气。

另外，胡乔木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那篇批判“精神污染”的大文章中，竟然一次都没有出现“精神污染”的字样，这是怎么回事？这就不怕造成误解吗？

我写答辩文章的遭遇

最后谈谈我写反批评文章的遭遇。卢之超说文章之所以没有发表，是因为“王若水以还要修改为理由要回了稿子，不久就在香港的刊物上发表了。胡乔木对此十分恼火。”“当时王还是一个党员，而香港还在英国治下。....好象那时人们脑子里党性、党的纪律、内外有别之类的观念还比现在强。”

这件事过去了十五年，我本无意重提，但既然卢文把这件事端了出来，我就不得不加以澄清了。

1984年1月3日，胡乔木在中央党校礼堂作讲演，我去听了。我最注意的是结尾时他说的：“不赞成我的讲话的基本观点的同志，我也恳切地欢迎他们参加争论。真理愈辩愈明。对于这样一些复杂的理论问题，唯有进行客观的、深入地、细致的研究和讨论，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这不象是一般的套话，当时也赢得一片掌声。我甚至觉得这个话主要是对我说的，因为胡乔木批评的主要是是周扬和我；周扬已经作了检讨，能够出来参加争论的人第一个应当是我了。

讲话后，胡乔木叫秘书送了一份讲稿给我，附信说，请提意见。我想处在我的位置，提意见是不方便的。但后来又说要来人，当面听我的意见。我只好写了一个书面的东西，提了几点意见外，最后说：

“乔木同志说欢迎争论，我恐怕即使有人愿意出来争论，也没有什么报刊会发表。我希望乔木同志的讲话能够使大家心悦诚服，能够经得住历史的考验。我想，到目前为止，这场讨论还进行得不够深入和细致，因此，作结论的时机还不成熟；而要使讨论成为真正的讨论，就不能只有批评而无答辩。如果允许我作一次公开的答辩，澄清我的观点，说明我现在的认识，然后请大家针对我的文章来反驳，这不仅对我个人有更大的帮助，也将使整个讨论进行得更深入更细致一些，从而有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和最后结论，怎样岂不更好？____不过我现在说这些话，大概没有什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