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邓力群与胡乔木发起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胡乔木没有接受我的“暂缓发表”的意见，但他叫人转告我：你可以写文章____说的是“可以”。我想，为甚么不说“欢迎”了呢？我并没有立即写。2月8日，邢贲思(他是胡乔木讲稿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在社科院的一个座谈会上，再次说：“乔木同志说，若水可以写文章，在《人民日报》、《红旗》上发表不合适，可以在《哲学研究》上发。”

我不能去争论为甚么我的文章就不能在《人民日报》或《红旗》上发表，这种平等是我不能奢求的；能在《哲学研究》上发表就不错了。当初周扬的文章如果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不是就不会闯那么大的祸了吗？

一直到2月16日，《哲学研究》负责人终于来约稿了。我对他说，“我不想浪费时间去写一篇不能发表的文章。我的基本观点没有变。你看我的文章写出来后，能送审通过吗？”

他强调说，他估计有可能登。他还告诉我小平同志有批语，除了赞扬文章写得好以外，还说“允许辩论，不打棍子”。

3月中旬，我写出了《我对人道主义问题的看法》，交给《哲学研究》，并要他们送乔木同志、邓力群同志审阅。后来他们告诉我，审阅通过了，定在4月号上发表。

对这件事，《哲学研究》和我都是严格保密的。但消息传得很快。不久，香港杂志报道了这件事。《人民日报》编辑部很震动，报告了书记处。胡启立当天就回了电话，说王若水同志的文章以不发表为宜，请说服动员王若水同志。我说这是胡乔木同意了的。胡启立打电话问当时在杭州的胡乔木；胡乔木说没有理由不登，但可以推迟一期，到5月份发表。

《人民日报》编委会开会，对我做工作，要我撤回。那时我受到的压力很大。会上会下，白天夜晚，同志们纷纷来劝说我。他们都是好心，担心又会引发新的一轮“清污”，但我的固执态度使他们很失望。后来有人建议，说文章读起来吃力，不如多征求意见，再改几次，改好后再说。这个意见我接受了，因为我自己也感到不很满意。我没有说撤回，但答应如果发表，一定事先给编委会打个招呼。

与此同时，《哲学研究》也得到社科院院方的“缓登”通知。

我把打印稿分送一些朋友征求意见。不少人来索取，我都给他们；只是叮嘱，这是未定稿，请不要外传。一共送了几十份。

到了5月下旬，《哲学研究》编辑部告诉我，他们得到院长的通知，王若水的文章再推迟一期，到6月份发表。我不大清楚为什么又要推迟，但心想只要能发表，晚一点也没有关系，我还可以乘机多改几次。

不久，胡乔木找秦川和李庄谈话说：我和胡绩伟、王若水是多年的老朋友，请向他们致意。在他们作适当的自我批评后，还是老朋友。他没有提到写文章的事。

这是一个信号，我应当理解其中的含义。可是我没有理会，继续改我的稿子。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使得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香港杂志《镜报》6月号突然登出了我的文章。

胡乔木看了很生气，把《镜报》上的文章复制了若干份，分送中央其他同志。他并向秦川打电话查询，声调很严厉。他还说他根本没有要王若水写文章。

报社气氛紧张起来。6月20日，编委会为此召开会议。我在会上说明了事情的原委。我说，我不会蠢到这种地步，给自己找这种麻烦。我的文章不是没有地方发表；乔木同志和邓力群同志都审阅过我的稿子，并同意在《哲学研究》上发表。当中虽经过一段曲折，但乔木同志并没有改口说不登，我也没有说撤回。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把稿子拿到香港去呢？大陆的读者当然比香港多，而且，大陆发表后，香港也不会看不到。

同事们对我进行严厉的批评。不过多数人相信我不至于把这篇文章投到香港去。

胡乔木终于找到了理由，他下达指示：王若水同志的文章既然在香港登出来了，国内就不发表了。即使他本人要求，也应予以拒绝。

我想，这表明胡乔木并不想和我争论，批判我的观点；现在变成纯粹的政治问题了。

7月13日，编委会开会。我在会上保证五点：一、我和《镜报》没有任何关系，我不认识该刊的主编或其他编辑记者；二、我没有把自己的文章交给《镜报》；三、我也没有委托、授意或暗示任何人把这篇文章交给《镜报》；四、我不知道是谁把这篇文章送给《镜报》；五、《镜报》发表这篇文章之前，没有征求我的同意，我对此事一无所知。

我还说，我不同意说这是一次“严重政治事件”，因为我的文章一没有反动内容，二没有泄露党和国家机密。再说《镜报》也不是反动刊物(社长徐四民是全国政协委员)。其实香港登的是我的未定稿，我还要修改。经过查对，《镜报》登的正是我征求意见的那一稿。

后来到香港去作了调查。《镜报》编辑部说稿子不是王若水送来的，是内地一读者寄来的；但他们拒绝说出这个人是谁，声称有责任保护。于是事情就不了了之，不过也没有解除对我的怀疑。

但不管怎样，“清污”已经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