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一个右派”斥台湾赞其“反共”侮辱人格

当年第二代人的精英们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大鸣大放，而等待他们的命运是一个“大阳谋”。结果他们和第一代人中一大批知识分子共55万多人被划为了右派分子，大约占中国当时全部知识分子的10%。尽管二十多年之后，证明右派中的99.999%都划错了，予以改正，但第二代的知识精英却失去了他们的青春。至于第二代中没有被划为右派的“左”派、中派或“漏网右派”，在这种急转直下的政治气氛下，至少青年人那种急于创新求成的欲望和独立反叛的心理随之落入深渊。人们不熟悉或者容易被忽略的是，反右之后在大学生中仍开展了种种运动。据教育部1962年的一个统计数字：1958年至1960年的毕业生和当时在校的三、四、五年级学生共约一百万人。其中在“双反交心、拔白旗、红专辩论、反右倾、反坏人坏事运动”中被批判的约为10.5 万人左右。还有在其他运动中遭到批判、处分的约4.5万人左右。也就是说，反右之后的“运动”几乎没有停顿过，在1958-1965届的大学生中，大约有15%遭到批判处分。15%是个什么概念，也就是在每个班级都有5-7名大学生有过被批判的经历。可以这样说，第二代知识分子中略有一点独立思想的大学生，就会被“掐尖”。那么，剩下的是什么呢？李泽厚是这样说的：

“知识者除了歌颂，便是忏悔。这一代大都是忘我工作，逆来顺受，不怨天，不尤人，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家居陋室仍克已奉公，席不暇暖以伺候首长(包括‘马列主义老太太’)。他们忠诚地信奉‘革命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的‘螺丝钉’和‘驯服工具’的哲学，恪守着‘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纪律信条，忠诚老实地进行着自我修养和思想改造。……这一代便只是接受。他们于各个方面，从科技到文艺，从政治到生活，都很少创造立新。一切‘创造’都转向内心，不是转向内心的丰富、复杂和发展，而是转向内心的自我束缚、控制和修炼。”

第二代人的历史遗憾，就是他们和共和国的第一代靠得太近，拉不开历史距离，似乎是篱笆对高墙，根本无法应对第一代人的优势。同时，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都有其严密的组织和制度，也没有给第二代人留下多少可供创造发挥的空间。他们好像大树下的幼草，难于发展。

另外，第二代的知识精英，其多数是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的子女。在社会开始强调家庭成份和出身的环境中，他们大多只能是处于被教育和改造的境地，而不能进入社会的主流。这时，最好的格言是：跟上形势，沉默是金。

第二代人在青年时期的又一特点是，他们曾生活在一个相对开放的时代，或多或少地受到一些西方式的教育，它毕竟给第二代留下了一定的痕迹。虽然在1957年之前，他们身上还偶尔露出一息尚存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但也只能是转瞬即灭。

从根本上讲，第二代人在青年期的成长过程中没有得到社会的重点保护，也就未能培养起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性格，而处在一种受压抑被束缚的境地，如此描绘第二代人，的确是残酷的，却也是真实的。而时至今日的历史证明，李泽厚对自身一代人的认识是十分深刻并符合实际的。

在上述这些方面，第三代青年是不同的。

第一，第三代大致是新中国的同龄人，他们从懂事甚至出生以来，就生活在一个全封闭的社会中，他们无从了解世界发展的多样性。像新中国的“一穷二白”一样，他们在思想意识上也是一张白纸，“可以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第二，他们在“文革”之前，被灌输的政治教育却是彻头彻尾的，特别是出于现代政治需要所提出的接班人要求，都使得这一代人充满了虚幻的使命感和狂热的政治热情。所以，政治虽然与他们的年纪极不相称，却成为了他们青春关注的聚焦点。

第三，他们固然是第一代人直接哺育下的一代，不过他们与第一代的距离毕竟远了一点。特别是在空间上，由于进入60年代以后，第一代人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受挫，已不像50年代中期般地绝对自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论战又使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忧患，他们开始把社会主义的过渡宁愿看成是一个相当漫长、需要几代人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的过程。就毛泽东的性格来说，到了60年代他甚至欢迎青年人有所创新，以启发他的灵感。红卫兵运动的诞生和发展实际上是毛泽东为这代青年保留的一部分创造空间。

第四，第三代的知识青年，由于教育的普及和劳动人民经济地位的改善，已开始由“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为主，在中小学里更是这样。干部子弟作为一个新的群体出现了。他们凭藉着血统上的优势，以国家的小主人、社会未来的栋梁、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自居，先天就赋予他们一种自豪感。

第五，他们没有像第二代的知识精英受到“反右”那样不正常政治运动的严重挫伤，给心灵投下阴影。从心理学的角度讲，社会给予了他们平衡发展的宽容条件，还不知道恐惧为何物。初生牛犊不怕虎，则是这一代率先投身“文革”的心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