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一个右派”斥台湾赞其“反共”侮辱人格

至于纯粹意义上的后喻文化，即长者向年轻人来学习的文化传递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大概没有出现过。不过，它可能快要出现了。建立在计算机技术和前沿科学突飞猛进基础上的信息爆炸，或许在共和国的第五、六代人成长起来之后，社会就要进入后喻文化了。这是后话。

中国的文化传统一直有深厚的土壤和顽强的生命力，五四运动的反传统并没有完成文化革命的任务。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着重于政治方面，在文化方面也并没有更多的建树。尤其在广袤的农村，可以说很少受到冲击，社会底层依然是以前喻为主。建国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社会上层的并喻方式也结束了，回归于常态的前喻方式。

换个角度说，并喻是与社会的开放相适应的，而前喻则是和封闭互为条件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被迫打开了闭关自守的大门，一百年后又出现一个轮回。而“在一个封闭孤立的社会中，重建一种严格、统一并具有舆论一律的秩序较为容易。”这是“文革”前十七年前喻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又一重要原因。

如玛格丽特•米德所说，“所有文化的连续性确实至少有赖于祖孙三代的存在”。 “文革”前的中国，如果我们承认存在着三代人的话，那么以毛泽东为首的革命者可以大致作为第一代人。所谓大致，是因为在严格意义上，一代人是“在成年时具有共同社会经验的人”，他们在行为习惯、思维模式、情感态度、人生观念、价值尺度、道德标准等方面具有的共同历史性格。所以，这里仅仅把革命者作为毛泽东时代的第一代人是狭义的。同时，这里又没有像李泽厚那样把三八式的革命者单独作为一代，而与毛泽东笼统地作为一代人。虽然他们在年龄上跨度很大，但在社会经历和历史性格上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此而论又有些宽泛。第二代人大致包括三四十年代出生，在新中国建立时已是青少年的一代人。第三代人大致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大致包括四十年代后半期至六十年代前出生的一代，可以称为“第三代”。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第二代和第三代基本也可以算作一代人，但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巨变，在夹缝中出现了完全不同于第二代的第三代人。

在这样一个三代人组成的社会中，毛泽东思想作为社会的指导思想，便以前喻的方式传递给后代。如果把“文革”前十七年的社会看作是一个大家庭，那么第一代人无疑是家长，而且是创家立业的权威家长。这一家长的地位不是从前辈那里继承的，而是通过对前辈的反叛重新建立的。在这个家庭中，家长具有绝对的权威，这不仅是由于他开创家业的丰功伟绩，更由于他为后代们描绘了一幅光彩绚丽的理想蓝图，而且成为思想上的宗师。从而，家长也把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对世界的认识以及自己所习惯的生活方式力图原封不动地传喻给下一代，并以此为自己最神圣的职责。

上乘的孝道

在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和宗法式家族中，“孝”则占有着最重要的地位。

“孝”最基本的概念是强调延续性。这点上，它是和前喻文化相一致的。它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包含着这样几层涵义：

第一，“孝”是延续先辈的生物性生命，这是最基本的，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也。香火问题也是至今还在困扰着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重大障碍，从古人角度看，失去了物质的载体则一切免谈，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对的。

第二，“孝”是延续先辈的高级生命，即具有社会、文化、道义以及家业等方面的生

命。有了教化的人类，企求后代所延续的不仅是生物性生命，更重要的是高级生命，这比前者的难度要大得多。要完成这一层次的孝，所谓传家守业就必须培养教育后代，并需要极艰巨复杂的用心与努力。又所谓知书才能达理，所以中国人的家庭注重子女的教育和这一层次的“孝”紧密相关。社会每个细胞的这种孝道则构成整个社会的文化。可以说，“孝道”是中国传统文化延绵几千年不断的重要保障。

第三，更上乘的“孝”是后代能实现先辈在一生中所不能完成、实现的理想和愿望。这一层次的孝和现代的接班人观念相吻合，即寄希望于后代继承先辈的未竟之业。

第四，除了强调延续性之外，“孝”还有着维护社会中尊卑、等级的作用，“孝悌”就是确定家庭成员地位和关系的规则。它严格要求子女服从父母、下一代人服从上一代人，实现着上下有序的前喻式的文化传递。而“忠”和“孝”实为一体，“国”和“家”实为同构，因此，孝道又是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强有力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