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一个右派”斥台湾赞其“反共”侮辱人格

第五，“孝”在社会伦理中又有着重要的传导作用，即所谓“百善孝为先”。它是传统社会中净化人们心灵的基础，以此出发才谈得到修身养性。儒家关于“孝”的道统，实质上就是前喻式的代传递的扩大形式。儒家也就以代的传递来实现自身的“灵魂不灭”和“永生”。

中国的“孝”文化和西方的文化截然不同。西方人更注重于人死后本人的灵魂得到永生，而不是寄托于后代的香火继承，基督教的天堂之说可以视为代表。另外西方人的家族意识没有东方人那么浓厚，他们更注重个人的今生今世，强调个体的独立，对后代也不似东方人看得那么重。这些都是中国人、特别是注重入世的儒家所不能接受的。

“孝道”这种传统的深层文化意识在共产党人身上并非没有表现。在对第二代、第三代人的教育培养上，第一代人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因为他们把自己终身致力的理想追求，塑造完美社会和无瑕人格相统一的未竟之业完全寄托在下一代人的身上了。1959年3月，毛泽东在会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还谈到：“我66岁。我可能死于疾病，或是飞机失事，或是被蒋的特务杀死。但我始终认为我可能活着看到帝国主义的末日。这就是我的愿望和希望”。  未过几年，他就改口说，埋葬帝国主义是五十年到一百年内外的事了，世界革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人的身上。这说明自“大跃进”失败、中苏两党论战爆发后，毛泽东对顺利进入共产主义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变。

如果说，在1959年之前，对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所抱有的不切实际的思想还占据主导地位，第一代人还在设想着由自己亲手建设共产主义、完成这一历史跃进的话，那么，在1959年之后，人们便冷静下来看待社会主义的过渡了。毛泽东开始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的断语。于是，完成共产主义事业更多地是对下一代来讲了。

第三代人在接受中小学教育的时候，经常听到的是：你们将是建设共产主义的主力军，将要参加埋葬“帝修反”的战斗。“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种实现理想的载体转移，使得第一代人在新的意义上继承并在更高层次上强化了传统的“孝道”。

和前喻方式及上乘孝道相一致的是，列宁主义的一条重要定律，就是要通过“灌输”马克思主义来争取群众。列宁曾经在《怎么办》里提出了工人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的命题。他严肃指出：工人只能自发地产生工联主义思想，而不能产生科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向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才能使工人阶级从“自发”走向“自为”。列宁的这一命题成为其后第三国际领导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圭臬，中国共产党坚决奉行这一理论，共和国的同龄人们，因此更受青睐。他们还在襁褓中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洗礼，稍稍懂事就开始把共产主义的理想铭刻在幼小的心灵里，融化在青春的血液中。使他们从小就时时意识到自己所肩负的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活，将来为革命而死的历史使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第三代人的政治理想，是从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日起就已经奠定了。

大树下的两代人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人，是从“反修”开始后提高了对接班人问题的关注，并直接渗透到“文革”前十七年的整个社会，对第二代和第三代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在这两代人之间究竟还存在着一些差别。

每一代人都曾有过其青春期的骚动，在心理学上被称为青春反叛期。这时的青年人总爱标新立异，力图做出些让成人们吃惊的事情来。在一个政治性主导的社会中，青年人的这种心理往往将他们导向政治领域去发泄。第二代人也不例外，但50年代初期，他们面临的几乎是“完美无缺”的社会，他们接受的新理论、新观念、新事物之多，使他们目不暇接，根本来不及去消化、去思索。直到1957年“大鸣大放”出场，社会的一些矛盾开始暴露，才使他们产生了在政治舞台施展一下身手的欲望。一些青年人相信出版自由的权利而办起了自己的刊物，有的青年人相信言论自由为天赋而在各种会议上慷慨激昂，各个学校、机关的大字报也以青年人挥毫的居多。他们揭露了执政的共产党不够光明的那一面，批判了党员干部的缺点和错误，特别一些认识深刻的知识分子更提出对于执政党而言监督机制的重要性。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应当比我们目前的社会更完美”。

如当年人民大学的“极右学生”林希翎，则可以作为第二代中的代表之一。据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干部局副局长胡治安介绍，林希翎不仅是一个才女，而且绝不反共。1985年她在台湾被国民党作为“反共义士”盛情接待时，她却在演说中说：“反共义士”的称号是“对我人格的侮辱，莫此为甚”。“50年代我批评共产党的时候，我的出发点不是反共，恰恰相反”。 结果，她被台湾当局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这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但是尽管有胡耀邦的三次批示，她的母校党委在1979年仍认定林希翎的右派不能“改正”。其中第一条的重要理由是，“公开煽动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社会制度。她诬蔑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封建社会主义……”林当时的原话是：我国和苏联都没有建成社会主义，还是处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不会产生“三害”的，因为中国和苏联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是在封建、半封建的基础上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所以如果是社会主义，只能叫封建的社会主义。她的第二条不予平凡的理由是，“公布、抄袭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第三条是“反对中央当时的整风方针和部署，煽动闹事”。所以，结论是“不属错划，不予改正”！ 面对这种难以理解的结论，“一代才女，戴着‘中国最后一个右派’的帽子亡灵异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