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纪念日追忆历史学者吴天威先生

也是缘于宣传的需要，两岸正统的抗战研究一直聚焦于谁在抗战中功劳大，而很少着笔研究侵略者带给中国人民多少深重的灾难。到今天，我们连从学术上向日本侵略者清算战争的任务都没有完成，更遑论政治上和经济上。在日本人整体上远远没有认罪之前，我们却早早地交出了自己手中的筹码。反观日本，不谈政界，就是历史学界至今也存在着诸多争议，比较客观的日本学者对侵华问题基本上是承认的，但即便是承认他们也并不愿去正面的张扬日本对中国犯下的罪行；更多的中右翼学者，他们对杀害上千万中国人，没有什么忏悔，甚至对历史事实予以否认。充斥日本主流文艺作品依然在灌输所谓的大东亚共同圈，认为日本人是把亚洲的黄种人从白人的统治中解放出来，是正义的事业。日本人在中国所犯的罪，一点不逊色于德国人对犹太人的罪恶，但是德国人在战后深深地忏悔了，德国总理可以长跪于犹太死难者墓前，而日本人没有。因此就这点而言，我们身为历史学者都肩负着一份深重的历史责任，那就是让世人了解历史真相，还历史公正，让我们被残杀的两千万同胞的灵魂能够安息于九泉。

吴天威先生作为一个东北人，比其他地区的中国人遭受日本人侵害时间更长，受害也更深，吴天威先生在从事历史研究后，就树立起一个坚定的信念，决定要穷毕生精力，做尽可能多的工作让世人了解历史真相。他认为中国大陆的关于抗日战争的研究、特别是对日军侵华暴行的研究，由于当时的外交政策关系，由于文化大革命，都被耽误了。因此在大约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就向大陆的相关领导直接建言，希望加强对日本侵华暴行的研究。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胡乔木，曾经在访美期间为此专门给吴先生打电话，约他前往面谈。吴天威先生曾当面向胡乔木提出，在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分别建立日本侵华暴行研究会，让历史真相昭示天下，让日本的右翼在史实面前认罪。这种学术性的、民间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比政府的外交手段更有力量。1987年的时候，吴先生再次来到北京，告诉我台湾和美国的日本侵华暴行研究会已经成立了，他和我商议并嘱我起草一份关于建立中国大陆日本侵华研究学会必要性的倡议书。于是，由我起草了一份意见书，送到了乔木同志的家里，据说胡乔木先生对此问题专门做了批示。此后，中国政府层面开始对抗日战争的研究开始予以重视，卢沟桥的抗日战争纪念馆当时已经开始筹备建设，随后中国抗日战争研究会成立，中国大陆的民间性和学术性的清算日本战争罪行逐步开展了起来。无论这些后来的“果”是否以吴天威先生奋力呼吁为“因”，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无疑的，那就是吴天威先生作为首倡者之一，其功不可没。

吴先生不仅是一个“言”者，更是一个“行”者。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年届七十，也是终身教授了，但依然坚持教学育人。按他的说法，他能够工作一天就要教一天书，目的是让更多的美国学生了解和理解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在吴天威先生呼吁两岸三地先后成立了日本侵华研究机构之后，吴天威先生首先和两三友人出资创办了《日本侵华研究》这本杂志。他把征集到的史料和重要论文用中、英、日三种文字发表出来，刊物赠送到美国各大学和各个主要的图书馆。1988年初我在美国的时候，正好赶上这本杂志的第一期出版，因为我是访问学者没有太多的学习压力，也就则无旁贷地加入到吴先生和他太太孙英哲女士的工作行列中来。记得我们开了两个多小时的车，到圣路易斯取回印刷好的杂志，然后再把它装信封、打印地址、贴标签，再送到邮局和UPS分送到美国和世界各地。仅邮寄这点事情，我们三人就忙了整整两天。记得寄出最后一本时，大家都非常高兴，吴先生和吴太太还专门请我吃了一顿饭，以表庆贺。当时每出一期的经费大约需三千多美金，但两岸的官方机构没没有予以资助。为此，吴先生的亲朋好友几乎都为此捐过钱，但是其多数还是吴先生自己出资的。

《日本侵华研究》杂志是季刊，吴天威夫妇一直亲力亲为，从约稿、翻译、校对到包装、邮寄等，大多工作都是吴天威和他太太两个人亲自完成。当时南伊大就有300多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而其中来自东北师大的留学生就有200多人，而东北师大和南伊大结成姊妹学校，则是吴天威先生以他的影响力一手促成的。他在这些留学生中的威望和影响可想而知，他只要开口，立刻就会有众多的志愿者来帮他完成这些琐事，而且他自己带的两位来自大陆的博士生，都曾主动要求帮助工作，但是吴先生都谢绝了。他曾对我说：这些学生平时学习任务比较重，而且要保持较好的成绩才能拿到助学金，有些人还要打工，比较辛苦。所以他能做的事情都自己去做，尽量不给留学生们找麻烦。这本刊物，吴天威先生编辑出版了十多期，直到退休后体力上实在难以承担了，才转交给其他学者负责出版。其后我在工作过的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南加州大学的图书馆都看到了《日本侵华研究》，它们也的确在默默地发挥着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