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4月15日，在安葬让·保尔·萨特的时候，5万人穿过巴黎的街道，前往蒙帕纳斯公墓，为他送行，那时的巴黎属于萨特。

一年之后的中国，一本名叫《萨特研究》的著作在中国出版，萨特走入了中国。此时的法国巴黎，也许不会再有多少人想起一年前的4月15日他们在哪里，做过什么，但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却在此时与萨特相遇。故乡早已送别，他乡刚刚相遇。正是这个迟到的相遇让无数个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热血沸腾。

“我们当时真的很激动。”已经是复旦大学哲学教授的汪家堂用这样一句简短的话概括了一代人初读萨特时的感觉。

《萨特研究》带来迟到的相遇

谈起初遇萨特的情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但总不忘提到那一本《萨特研究》———正是这本书首次让萨特较为全面地走入了当时中国青年人的视野。《萨特研究》的编者柳鸣九说，《萨特研究》的出版，并不是对天才的发现，也不是对天才的鼓吹，只是为萨特堂而皇之地进入中国办好了签证。

80年代之前，萨特的作品也并不是没有介绍到中国，“只不过他当时的哲学文章是作为批判资料被介绍到国内的。”

汪家堂说。对此，柳鸣九也表示了接近的说法，他说，那个时候萨特被划分在了反动和腐朽的20世纪西方思想范畴内。

然而，当时的柳鸣九却认为这些对萨特的评论是不公正的，与实际情况相距十万八千里，于是他“有了一种挺身而出，为萨特讲公道话的冲动”。

“但不是有冲动就能做成事情的，得遇到一个合适的时机才能替他说话。”柳鸣九回忆道。1978年后，借着发表批苏联日丹诺夫文章的机会，柳鸣九在文中提到了萨特，随后这篇文章遭到了“批日丹诺夫就是要搞臭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戏剧性地是，这个批判恰恰促成了柳鸣九编著《萨特研究》，也许连柳鸣九本人也没有想到，《萨特研究》在此后会影响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当时我想与其和那些人辩论，不如让作品和事实站出来说话。”

事实上，《萨特研究》是国内第一部全面介绍萨特生平、文学、哲学、文论以及政治思想的书，它像萨特的缩影一样，让经历了文化荒漠之后的知识青年们为之一震。书在初版之后很快销售一空，它的再版还经历了一些挫折，直到1985年。

萨特与蛤蟆镜、喇叭裤并称三大精神污染

“第一次接触萨特的作品，是读到他的话剧剧本《肮脏的手》，看完之后真的是非常震惊。它对革命，对人性的叙事让我感到非常的意外。”文学评论家王干如此说道。像王干这样，对于后来从事了文学工作的人来说，也许萨特对他们的影响是不能量化的。

在初识萨特之后，王干陆续地寻找了其他一些萨特的作品来阅读，“它是精神食粮，对我个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萨特文论选》这本书，对我文学观念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当时任何西方的东西对我们冲击都很大，这当然包括萨特。”同为文学评论家的陈晓明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对于西方思潮，当时的他们有着一种饥渴般的需求。他曾经早上四五点钟就排队到书店买书，还曾用《唐璜》和吃的与别人换回来一本萨特的书。

柳鸣九说，“萨特”和“蛤蟆镜”（太阳镜）、“喇叭裤”在当时曾被列为三大精神污染。“能和‘蛤蟆镜’，‘喇叭裤’这种东西一样流行，萨特那时在中国有多么热，可想而知吧。”萨特为什么会如此地令人着迷？在80年代初，许多西方作品拥入国内时，为什么萨特能够独领风骚？

“那个时代是中国人自我选择的一个时代，很多人都在思考自我的价值取向以及人生道路。萨特‘存在主义’的核心正是强调‘自我选择’，这种观念正好适合了当时那代人的主观需求，尤其是释放了很多青年人对这种情绪的发泄。”柳鸣九认为，“自我选择”是萨特在当时受知识界如此欢迎的主要原因。作为“萨特热”的亲历者，汪家堂也表示了和柳鸣九同样的看法:“萨特注意到了被很多人忽视的个体的自由。他的反抗精神，批判的态度表达了年轻人压抑后的心声———重获自由。”

而王干则表示，萨特最吸引他、最影响他的，却是萨特对任何事物都抱有的“怀疑”态度。“当你周围的一切充满一种肯定，充满一种绝对时，这种怀疑精神是会产生极大冲击的。”他说，“每个人对萨特的解读都是不同的，一个人并不能全部吸收他的思想。对我来说，他怀疑的精神对我的世界观、文学观有相当大的影响。我甚至也怀疑起了萨特的哲学本身。”

90年代后逐渐冷却的“萨特热”

随着80年代的过去，“萨特热”也冷却了下来，甚至在人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萨特似乎就已经从知识青年的言谈中、书架上走了下来。对于“萨特热”的冷却，众人给了各自的回答。

“当自我选择不再是主流问题时，当年轻人都已经在享受自由，或者看到了自由选择的范例时，为什么还要去啃萨特呢？”

柳鸣九解释说。他和汪家堂都认为，萨特在90年代之后被“冷落”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社会背景的变化。“每个时代都有一种时代的情绪，90年代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兴趣是发生了变化。80年代，人们可能更注重精神方面的追求，但90年代却是注重经济、实用和休闲。”汪家堂说。

“人们现在都不太读哲学了，快餐文化、功利文化的兴起让严肃的人文书籍在读者中的地盘相对缩小。何况好些人现在只看‘韩剧’呢。这样的境况下怎么还有人去读萨特？”柳鸣九说。

在经历了80年代“萨特热”之后，当大家在回望萨特的时候也发现了萨特思想中有一些站不住脚的东西，这也导致了90年代之后“萨特热”的冷却。“比如‘阵营性’、‘党派性’还有极左派等一些问题，在冷静之后来看问题，可能就会不一样了，这个时候萨特身上的光环随之也就缩小了。”柳鸣九说。

“90年代初许多知识分子反思80年代西学太重，提出来要回到中国的学术史中来，这使得西方的很多思想，包括萨特的思想在90年代初期的中国出现了断裂，自然对萨特的关注就会减少。

而到90年代后期，后现代主义理论等新的思潮又进入到国内，大家又开始注意新的思潮了。知识的替代总是很迅速的。“陈晓明如此认为。

无论原因何在，萨特的确是远去了。就如雷蒙·阿隆在萨特去世之后写的悼文中所说:“诺言已不复存在。”不管阿隆所说的“诺言”是指什么，借用在中国80年代青年人身上，也就是说:“也许曾经对萨特有着无比的热情和喜爱，但如今热情消退，诺言已不复存在。”

■萨特素描

让·保尔·萨特生于1905年6月21日，年轻的时候有一只眼睛几近失明，精力异常充沛，一天抽40支烟。他卒于1980年4月15日，享年75岁。因为萨特生前从不接受任何“来自官方的荣誉”，法国总统密特朗也只能以个人名义献上花圈。

作为哲学家，萨特是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他1929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933至1934年间在柏林研究现象学。1943年发表代表作《存在与虚无》。1945年创办了著名的《现代》杂志，10月发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和大部分哲学家不同，萨特的强大之处在于，他乐意而且善于把他的哲学通俗地解释给人听。他不是最伟大的哲学家，也不是最杰出的小说家，他是政治立场变换最频繁的，他的身份更多地被列入为怀疑者，反叛者。

萨特“不愿意被改造成体制中人”，他从纳粹逃狱，拒领诺贝尔文学奖，他选择———承担，用一生不断实践、修正自己的哲学思想。二战后萨特思想左转，企图以存在主义去结合和补充马克思主义，由于他极端的极左招致了知识分子的摒弃。

萨特一览无余地“介入”，断绝了身后暧昧评价的可能性。萨特死后，当他所投身的政治阵营迅速成为历史陈迹的时候，关于萨特的评价急剧衰落。今天，除了他与女哲学家、《第二性》作者西蒙·波伏娃惊世骇俗的爱情还偶被提起外，萨特在民间的影响不复存在。（文/曹红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