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2月，黄兴和宋教仁等人成立了华兴会，由黄兴任会长，宋教仁和刘揆一任副会长。当年11月，华兴会准备在长沙举行反清起义，可惜未经发动便消息泄露，结果起义未遂失败。在这一年的年底，宋教仁在得知自己被学校开除后，随后流亡日本。1905年初，宋教仁与革命同志在东京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以宣传革命，宋教仁被推为经理人并承担了主要的写作任务，尽管这个杂志只出了两期便被日本方面强制停刊，但宋教仁激情四射的文章已经在中国留学生中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在同盟会成立后，《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被改名为《民报》（即同盟会的机关报），仍旧由宋教仁负责日常事务。宋教仁初到日本后，因为不懂日本话，因而他经常到书店购书自学，并报名学习日语、英语甚至到体育会练习兵式体操，为日后发动武装起义做准备。在具有了一定的日文基础后，宋教仁参加了早稻田大学的考试，并成为留学生部的预科学生。在此期间，宋教仁翻译了一些宪政方面的书籍，包括《日本宪法》、《英国制度概要》、《美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德国管制》等，这些学术活动虽然谈不上研究精深，但基本奠定了他在宪政和法律认识方面的基础。

从宋教仁的日记来看，他在日本的生活并不是那么的惬意。譬如在1906年9月27日，宋教仁在日记中写道，自己接到家中的书信，哥哥说家里生活很困难，衣物都拿出去典当得差不多了，家里刚长出青苗的田地也卖了，老母亲很想念他，希望他回家，并希望他能寄钱回家或者自己带回家，缓解家里的经济困难。宋教仁读完信后，愁苦不堪，一筹莫展，他恨不能长出翅膀飞回家去看望母亲，又想从哪里想办法弄一笔钱寄回去，可他左想右想，最后还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1907年，在日本试图谋划强占中国领土“间岛”（即延吉地区）时，宋教仁化名日本人打入日本秘密组织“长白山会”，并获取了日本人伪造的“间岛”归宿假证据。由此，他写出了一本名叫《间岛问题》的书，并帮助清政府在维护“间岛”主权问题上取得成功。为了奖励宋教仁的爱国行动，时任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还亲自下令让驻日公使奖励宋教仁1000元钱。但是，宋教仁的行为也给他带来了被动，一是同盟会的同志怀疑他投靠清廷，二是日本政府将他看做清政府的奸细并对他进行监视，而此时的同盟会也屡起风波，宋教仁也被卷入冲突当中。

1911年1月，宋教仁返回上海，并应于右任的邀请担任了《民立报》的主笔，由此写下了大量的时政评论和革命宣传文章。在此期间，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人组织了同盟会中部总会，试图在长江中下游发动起义。武昌起义前（9月25日），湖北革命党人居正、杨玉如还到上海与宋教仁等人协商发动起义之事，并希望同盟会派人前去领导，可惜宋教仁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没有采取行动。

武昌起义后，宋教仁在南京临时政府中任法制院院长，协助孙中山制定法令。但在政治体制问题上，宋教仁主张责任内阁制，与孙中山主张的大总统制发生冲突（之后颁布《临时约法》却又改成责任内阁制，以限制大总统袁世凯的权力），好在后来南北议和成功，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又提名他做农林总长，但这个职位显然满足不了宋教仁的大志。在唐绍仪辞职后，宋教仁也辞去内阁职务，并返回湖南老家探望已经阔别了近十年的母亲。

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并获得国会选举的胜利后，宋教仁是极有希望出任新的内阁总理的，但谁也没有想到最后竟然会是这样的结果。

谁是杀害宋教仁的幕后元凶？

第一个怀疑对象当然非袁世凯莫属，因为他有太多理由要杀宋教仁。袁世凯曾经很欣赏宋教仁，并试图将他拉进自己的队伍中，譬如宋教仁在准备回湖南老家省亲时，袁世凯曾赠予其一本50万元的交通银行支票，让宋教仁随意支用，可宋教仁除用了二三百元外，将支票基本原物退还。另外，袁世凯还为宋教仁订造西装，连尺码都量得非常准确，足见其用心良苦。

可惜的是，在袁世凯的亲善和拉拢下，宋教仁看起却来是如此的“不识抬举”，他在各地演说中，曾毫不忌讳的攻击袁世凯的政府并言动一时，由此引起袁世凯的恼怒与仇恨，似乎也在话中之意。如今，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宋教仁也即将成为一个难以对付的对手，袁世凯怎能不萌生杀意？

令人无语的是，宋教仁在临终之前还请黄兴代笔致电北京，向袁世凯报告了被刺经过，他说:“窃思自己受任以来，束身自爱，从未结怨于私人。如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遽而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临死之人，殷殷期望，章士钊说他是“至死不悟”，闻者何尝不令人心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