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关于建省，研究者谈积极意义的多，谈不足的少，归纳经验的多，总结教训的少。究竟清政府和具体操作的封疆大吏在建省过程中有哪些失误，所采取的措施有哪些不足，有哪些教训值得汲取，这也许对我们今天开发和建设新疆更具有借鉴意义。

5．关于新疆建省的酝酿，学者们虽对龚自珍的建省之议做了全面分析，但对他的建议在当时社会上和学人中引起的反响，研究还不够充分。对魏源的建省言论，目前的研究只是略有提及，没有展开来谈。另外，对同时代其他人的建省构想，还缺乏全面的考察。如长龄曾于1832年奏请在南疆各城设立同知、巡检等文职官员，有学者认为长龄“虽未明言设置郡县，但添设同知等文官也是为了将统治维吾尔族人民的权限，由当地的伯克手中转移到政府可以调遣的地方官手中来。从这一点来说，南疆设官的建议同建置郡县并无本质差异。”[69]朱逢甲也写有《西域设行省议》[70]一文。

 6．左宗棠早年即有新疆建省之想，有的学者认为左宗棠是继承了龚自珍的余续，有的学者则认为是受了林则徐的影响，但均未提供论据。这个问题似也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

7．左宗棠在新疆建省和台湾建省中都起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而学界一般只是对他在新疆和台湾建省中的作用分别进行考察和评价，未将两次建省充分联系起来探寻他关于新疆和台湾建省的总体思路，进而评估他在清末省级区划改革中所起的总体作用。

8．关于新疆建省完成的时间，有的学者认为刘锦棠任职时期，已经完成建省，而另有者则有不同看法，如有论者谓:“1889年刘锦棠离任后，继任巡抚对已设各级机构进行了一些调整，并增设了一些机构。到1902年，新疆建省工作遂告完成。”[71]这就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建省完成到底是在刘锦棠任职时期，还是十几年以后的1902年？这里又引出另外一个问题，即建省完成的标志是什么？这些问题似还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9．研究视野也需要有所开拓。例如，可以把新疆建省与台湾建省进行比较研究，分析海疆与塞疆走向近代化进程的不同路径。循此研究，或可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新疆近代化历程的方方面面。

10．台湾学者林恩显在《清朝在新疆的汉回隔离政策》一书中，就行政隔离、军事隔离、经济隔离、社会文化隔离四方面考察了建省之前清政府在新疆的汉回隔离政策，这种全方位的隔离政策和措施在建省以后有无变化？如有变化，对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何影响？这些虽然是历史问题，但对当今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也不无启示意义，理应受到重视。

11．学者们对建省的意义从诸多方面做了评价，但对建省后政治、经济、社会到底在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变化程度到底如何，相关研究还不够深入。

 12．建省前后，刘锦棠继续推行左宗棠所倡导的教育政策，增设义塾，并颁发奖励办法，鼓励穆斯林子弟踊跃入塾读书，强化儒学教育，灌输封建的伦理观念。在推广义塾教育中，刘锦棠令各厅、州、县延师训课，授以“《小学》、《孝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易》、《春秋》等课。不仅汉族、回族儿童要学，连维吾尔族儿童也要学。儒家思想和汉族民众的西来，以及近代工业的创办，对新疆人民的思想文化和社会风俗习惯产生了哪些影响？对新疆的经济发展有无推动？这些也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13．研究新疆和台湾建省，除了历史意义之外，还在更为直接的现实意义。 第一，新疆建省与西部大开发。笔者认为，应该把新疆建省与目前的西部大开发联系起来，从西部开发的宏观角度重新审视新疆建省的意义，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似乎不足。有些学者只是在考察左宗棠与西部开发的关系时顺便提到了新疆建省，相关文章如姚曙光《近代中国西部开发的先行者——左宗棠》（《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3）；彭大成《左宗棠开发西北的战略举措与深远影响》（《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1）；黄蓉《左宗棠与西北开发》，《巢湖学院学报》，2002-1）；左高山、彭世文《左宗棠西部开发思想初探》（《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1-2）等，而把建省与西部大开发联系起来的论文几乎没有。

第二，新疆建省与目前中国的行政区划改革。近几年来，社会上出现了增加省级政府的说法，学界也有人予以呼应。有论者指出:“按国际上的标准，6000万人口规模属于大国的范围，我国的一些省仅就人口来说在世界上也是大国的规模，从管理的角度来说不利于省区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社会福利等各方面的发展，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考虑，我国的省级政府数量应在50到80个之间为宜。管辖的人口一般不应超过2000万。二是要压缩地方政府层级，形成中央、省和地方三级政府的行政管理格局，以减少行政资源的浪费和压缩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72]历史和现实往往是互动的，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为解决现实中的一些问题提供参考。我认为，研究新疆、台湾建省的得与失，对增加省级政府的讨论不无启发。

(西部历史环境与文明的演进——2004年历史地理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